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城市排水问题，对一些科学家而言并不是什么新课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科学家感兴趣的课题，却因为不是“热点”而通不过评审。中科院政策所研究员王铮发现了一个现象——我国科学研究的热点，往往是8年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也就是说，我国比国际上对同样问题的研究落后8年。

  曲折立项路

  7月23日，在一场暴雨过后，家在北京中关村的王铮收到老朋友束炯的短信：“王老师，北京特大暴雨灾害，你家一切都好？”王铮颇有些感动，“还好，周末我与同学加班。中关村是新建社区，下水道好一些”。

  在这场暴雨后，王铮和束炯几乎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多年以前两个人相继向有关部门申请城市环境相关课题的往事。“中国的城市环境确实不行……当年我们在这方面的课题却一个都没中过。”

  “实在是很曲折”，王铮在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讲述其申报过程时，仍掩饰不住自己的遗憾。他说，自己的这段经历，也许很值得现在的科学研究者反思。

  尽管进入中科院政策所已有十余年，但王铮最初研究的并不是宏观的政策和管理学，而是地理课题。早在1992年，他还在中科院地理所工作，协助张丕远教授负责研究“地球（表层）系统复合自然灾害活动基本规律”。他说，当时这个项目中有一部分就是研究城市暴雨雨涝灾害活动规律。

  接下来的设计有些工程化，想研究容易积水的下垫面地段，暴雨过程成灾的城市地理分布规律以及不同地理环境下，灾害的发生、发展与衰退，以及最优河渠网络等问题。“当时我还发明了个名词，叫‘城市工程地貌学’。”王铮说，可惜的是，在1994年鉴定课题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项目被否决了。“当时评审的人说，城市雨涝有什么研究的，哪里下雨哪里就涝。”

  此后不久，王铮由地理所转至政策所工作，他的第一次尝试宣告失败，“这让我体验了孩子夭折的痛苦”。

  但王铮并未对城市地理灾害的科研项目死心。2000年前后，王铮应邀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执教，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2003年前后，他和同事再度提出城市自然地理学的项目建议。他认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我国亟须开展城市“河渠网络设计”的研究。

  王铮回忆，十余年来，就城市的自然地理学和城市环境灾害的课题，他先后向不同的部门申报过3次，但无一次获得通过，“主要原因是，审批的人认为不是国际热点”。

  而在王铮卸下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之后，他的同事和继任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炯也沿袭了他的步伐，依旧没能让这一课题获得认可。

  错位的价值判断

  王铮回忆，当年他在华东师范大学试图从事城市自然地理研究时，曾经和多方面的专家合作，如束炯负责布局研究城市气候学，许世远等负责城市水文地貌学，刘敏、陈振楼等负责城市地球化学，可谓人才济济。当时，他还约请了中山大学周春山教授等从规划和土地利用角度一起研究。

  “当时，许世远一直想组织一个城市自然地理学的系统研究，可惜我们这些当年相对年轻的人只有跟随国际热点才能申请到课题，而只有申请到课题才能生存。大家都清楚，使用‘城市环境’一词容易获得申请课题，但是用‘城市环境学’代替‘城市自然地理学’，却让我们忽视了对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忽视了基本问题，会留下后患。”王铮说。

  在当年的项目申请报告书中，王铮和他的同事这样写道：“城市时空过程是一类复杂过程，它包含了物理、化学、生物、地学、经济、人口机制，它们构成了城市管理的复杂对象。在过去的10年中，这项研究在国际上日益成为热点问题。城市自然地理的第一个内容是城市气候，第二个问题就是城市水文地貌过程。”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可。

  “直到这次北京发生雨涝，我才发现还是前辈科学家许世远、张丕远提的‘城市自然地理学’抓住了根本。”王铮说，“也许只有经过这次暴雨，城市自然地理学的研究才会成为热点。”

  让王铮感到心情沉重的不仅是他的城市自然灾害的研究未获重视，还在于这种申报项目的经历在现实中比比皆是。

  “其实，即便是PM2.5这个现在的热点问题，早在2005年我们就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提过，只可惜当时没人重视。”王铮说，当时他还在上海执教，一名曾在北京环科院工作过的评审专家来上海听取了他的汇报，然后告诉他，有关PM2.5项目的研究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他们早已经解决了，还把他训斥了一顿。“后来一打听，这个评审搞过PM10的研究，我们在想，对方可能是把PM2.5和PM10混为一谈了”。

  早在1999年，王铮申报太湖污染项目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1996年，王铮参加了中科院长江三角洲发展问题院士考察团，在考察中，太湖污染的问题引发了他及众多学者的关注。3年后，他和清华大学教授何强、天津大学教授陶建华，共同提出长江三角洲的水污染治理与太湖流域管理的问题，并建议将此作为攻关课题。申报项目最终没有被接受。

  2007年，太湖水污染问题集中爆发，湖面漂浮的大量蓝藻导致湖水缺氧性恶臭，污染严重，并威胁到无锡居民的正常用水，人们才开始重视太湖的水质问题。

  “这些经历说明，当时的项目审批者、管理者在科研项目方面缺乏前瞻性。一些审批者一味追捧国际热点，不是热点就不批。”束炯说，他研究的PM2.5项目虽然现在是一个热点，但是很多研究者没有注意到，在PM2.5问题解决之后会出现的后续问题。“真正作研究，就要考虑到后面延续的一些问题，科学家就应该从这一方面考虑。”

  “八年之痒”

  王铮进一步表示，经过自己和他之前所带的研究生龚轶的探讨，发现我国科学研究的热点往往是8年前国际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上出现某种原创性东西后，3~4年后还有一个跟进的高潮。由于是高潮，国际上就会举行学术会议，我国一般会派代表参加。随后几年，国内会开始启动研究，产出并发表研究成果。也就是说，我国比国际上对同样问题的研究落后8年，堪称中国科学的“八年之痒”。

  “八年之痒”是怎么发生的？王铮认为，这和目前负责科学立项的人多为学者型官员、战略科学家有关系。这些学者型官员由于有大量行政工作要做，很难有时间看科学文献、做科研，关注具体科学问题，因此只能浮光掠影地讨论科学问题，“战略”地评价课题价值。

  “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唯SCI论，这些都是中国科技界的弊端，是科学研究方向失稳的原因。科学家，或者端‘科学’这个饭碗的，需要认真反思。”王铮说。《中国科学报》2012.8.9文/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