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伤亡不断，人们的参战激情也随之下降，从1933年开始，苏区群众开始躲避当兵或当逃兵。

  据1933年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反映：“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 

  据李一氓回忆，“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因为他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李一氓回忆录》）而且逃跑的规模越来越大，“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的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书走。”（《关于资城事变问题省委对资溪县委的指示信》，石叟档案）

  到后来甚至有的人发展到装病、自残自杀以逃避兵役的地步，“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己的生殖器弄坏，或者干脆投塘跳河自伤自杀了”（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可见人们对当红军的恐惧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对于苏区群众从积极参军到逃跑甚至自残的这种转变，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忆说：“扩红初期，人们自愿报名参军。然后是要动员报名参军，最后被强制报名参军；而有的人则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刘守仁口述，田惠整理：《兴国“扩红”》） 

  光明网2012.8.15 文/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