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奥运会大幕缓缓落下，媒体对奥运会的边边角角进行了最全面的覆盖，置身网络“放大镜”下的争议也空前“高涨”。其中，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也再次成为话题之一。

  举国体制就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在体育上，就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即我们的“奥运战略”和“奥运争光计划”，是前苏联和前东德国家体育系统的“加强版”，它让中国体育在奥运会这个舞台上从1984年到2008年成为“金牌第一”。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个体制是成功的，我们看到了金闪闪的奖牌。然而，光鲜的奖牌的背后，举国体制又是什么？

  举国体制“天下无敌”

  举国体制是中国集中人力、财力、物力，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形成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优秀运动队为基础的三级训练网，培养“专业运动员”。

  中国获得北京奥运会蹦床比赛冠军，就是举国体制优势的最佳体现。蹦床项目2000年进入奥运会，那时中国还没有蹦床项目，但这个项目在欧美已经非常普及了。原国家体委在全国展开大集训，从有相似性的项目选择转型过来的运动员进行培养。后来，国家成立集训中心，仅仅用了10年左右时间就培养出何雯娜这样的奥运冠军。

  除了蹦床，其他诸如举重、体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射击、女子柔道等项目无不是在举国体制下制造出来的，但是，田径、游泳、自行车这样的奥运会大项，在其他国家普受爱好者关注，但在中国，因为不容易出成绩而成为发展瓶颈。

  成功背后的代价

  在本届奥运会上，辽宁姑娘姚丽和湖南妹子赵常林为哈萨克斯坦夺取金牌。她们为什么拒绝承认自己有中国背景？这其中的故事相信会被挖出很多。说白了，她们都是中国体育官员手中的棋子，当初被交流出去也是无奈之举，这就是中国体育。姚丽要想获得伦敦奥运会的上场机会，对于她来讲，可能交流出去是唯一的机会。

  姚丽、赵常林成功了。她们无论为谁获得冠军，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然而，事实上有数以万计的姚丽、赵常林未能走进奥运赛场，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运动场，那时候他们才发现，举国体制带来的一切荣耀都是留给成功者的。留给他们的是运动伤痛、就业难题等等。

  在举国体制中，运动员是层层选材，七八岁的“好苗子”从小就被关在体校进行封闭训练，和社会隔绝。这些人中，大部分没有成为职业运动员，能够在全国比赛中拿个名次的已经属于凤毛麟角，在国际大赛中出头的更是稀罕。这些人除了自己的项目外，几乎不具备正常的生活能力。他们在体育上的技能，也无法传授给社会。如今，“冠军搓澡工”之类的新闻屡见不鲜。说明即使是最成功的人，大部分也生活潦倒。至于那些“没有练出来”的大多数，命运就更是惨不忍睹。也就是说，举国体制戕害了大部分运动员的事业和人生。举国体制越发达，这么被戕害的人就越多。过去三十年中国享受着“人口红利”，劳动力充裕，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切肤之痛。但是，如今20-30岁的劳动力供应已经开始减退，年轻劳动力越来越珍贵。举国体制把这么多年轻人变成劳动市场上的“废物”，就更加难以被社会所容忍。

  举国体制该“进化”了

  李娜2008年脱离举国体制而“单飞”，2011年她创造历史获得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俄罗斯也是在“举国体制”被突破后，才迎来了网坛明星辈出的时代。

  举国体制有效力而无效率，看看金牌的含金量就明白。

  奥林匹克运动本质上还是业余的，虽然经历了商业化的洗礼，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大部分项目上的奥运选手都是业余选手。以百米这一极端人气且有商业价值的项目来说，十几年前美国短跑名将格林，在破世界纪录前一年还在餐馆打工。举国体制让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能够以专业的压倒业余的。另外，举国体制可以采用计划经济式的金牌战略，专门在冷僻的项目上投资。比如，划艇、射击、冰壶等等项目，大多数中国人碰都没有碰过，一般也不知道规则，很难欣赏。但是，因为是冷门，搞的人少，我们用追加公共投资的方式就能培养出许多奥运冠军。

  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一直深受舆论诟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它有着某种正当性与合理性，它契合着那种发展情境和集体心理。时至今日，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需要大变革了。而瓦解这种举国体制，就应该从打破奥运的“举国关注”开始。当奥运仅仅只是体育新闻，体育回归了体育本身，人们不再需要“金牌证明”的时候，没有了“举国关注”的舆论支撑和心理依赖，举国体制就失去了“举国”的理由。价值体系正在变化，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适当放松在一些优势项目上依赖举国体制，忍受失去一些金牌的荣耀，把资金转投到大众体育项目上，提高整体国民素质，这才是体育强国向体育大国转变的开始。 

  《生活报》 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