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在手术室外，他们等待的永远是死亡，但又是新生；在ICU病房外，他们劝说的是放弃但又是坚守，放弃治疗，坚守捐献者的愿望；他们带给家属的是绝望，但又是希望。这一职业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来自于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志愿者。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这一职业随之产生。

  在这些协调员们的努力下，从试点启动到今年3月，全国共完成器官捐献207例，共捐献大器官546个，挽救540余名垂危的生命。然而与之对应的是，每年全国有近150万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

  数字悬殊的对比之间，是器官捐献协调员艰辛的前路，他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得到政策的支持和更多人的理解。

  6月9日，45岁的钟腾瑜躺在手术台上。

  头一侧的呼吸机像肺叶一样一张一合，这是他和世界仅剩的联系。

  他已经脑死亡。绿色的消毒布覆盖全身。

  一分钟的默哀后，钟腾瑜的心脏、肝、肾、角膜被陆续取出。

  隔壁的手术室里，四名病人等待着钟腾瑜赋予的重生的机会。

  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彭宣祥见证了整个过程。这是在他手中成功的第29例器官捐献。

  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他们要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他们还要陪捐赠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替他活下去”

  袁德珍决定捐出儿子的器官，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儿子身体的一部分长大。

  这段历程常常从医院的ICU（重症监护病房）开始。

  因为器官移植手术对器官新鲜性的要求，捐赠成功者多是突发性脑死亡。例如交通意外，脑溢血。他们无自主呼吸，仅靠呼吸机维持。

  10岁的田干躺在ICU里面4个多月后，他的母亲袁德珍拨通了高敏的电话。

  高敏是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她的惯常打扮是，白色T恤，上面印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标志，后背垫一条白色毛巾吸汗；几十斤重的双肩背包，里面是有关器官捐赠的资料。

  器官协调员的电话印在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的宣传册上。高敏24小时开机等待着捐献器官的电话。每个电话背后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

  在袁德珍给高敏打电话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遗体。

  器官捐献书上有遗体这个选项，这个来深圳打工的农村妇女，怯生生地问，“遗体是什么？”

  最终，她捐出了儿子的所有器官。2012年1月，袁德珍的丈夫和儿子遭遇车祸。丈夫当场去世，儿子田干一直昏迷。

  “我一直想着会有奇迹。”袁德珍每天给田干翻身、擦洗，说说以前一家五口开心的事。田干没有任何知觉，“身子摆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诊断结果是脑死亡，医生劝袁德珍放弃，但她不愿放手这最后的寄托。直到听说同病房女孩黄圆圆脑死亡后，她的父亲黄宏林捐出了她的器官，袁德珍突然觉得，也许儿子还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袁德珍问，能不能把器官捐给小孩子？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田干身体的一部分，一点一点长大。“替田干看看这个世界，替他活下去。”

  高敏说，在深圳的器官捐献者常常都是外地的打工者。他们想得很简单，就像袁德珍说的，我失去过亲人，不想让别人受那种疼。

  她说，“高大姐，那种疼太疼了”。

  一场拉锯战

  5月26日，高敏接到了深圳光明新区人民医院一位病人家属的电话。病人脑溢血，仅靠呼吸机维持。高敏问了病人几个指标，初步判断符合捐献条件。

  高敏觉得希望很大，她一边打车，一边向器官捐献的专家团队打电话咨询。

  在ICU病房外，高敏见到了病人的妻子和大哥。

  没说几句话，妻子就问，“捐献能有多少钱？”大哥补充，他们是打工的，没有钱；家里盖房子欠了八万，还有孩子。

  高敏愣了一下，她解释说捐献是无偿的，“但实在困难的话，我们会通过社会各界，帮你解决困难。”

  双方都陷入沉默。

  二哥插话说，“能具体给个数字吗，我们耗不起了。”

  高敏顶一句说：“你们这简直就是卖，我不可能承诺任何具体数字。”

  她开始讲黄圆圆的故事。甚至讲到黄圆圆捐赠器官后，社会爱心人士捐献了几十万。

  这种例子并没有减少疑虑。二哥说，如果有帮助，希望能签个协议。高敏立刻接了一句，不可能。

  一家人到外面去商量。高敏说，这其实是一场拉锯战。他们商议的时间，也是在等待高敏的妥协。不过，一开始就当面锣背面鼓的谈钱，她还是第一次碰到。

  一个小时之后，家属回来了。不捐，不再治疗，死亡后火化运回老家。

  高敏没有再努力。这个捐赠案例失败。

  150万与200

  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有150万人，但两年来器官捐献的总量只有200多例。

  从1999年到2012年5月初，深圳多器官捐献成功72例，大部分发生在2010年全国器官捐献试点以后。

  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可怜的数字，尤其是和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150万人相比。但和两年来全国器官捐献的总数字——200多例相比，深圳仍走在最前列。

  在深圳红十字会的副会长赵丽珍看来，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外来移民城市，“没有负担，更愿意付出。”

  高敏、高正荣、彭宣祥，三位深圳的器官协调员，都是外地来深圳的务工人员。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从农村来到深圳，做义工，最终加入了这个职业。

  他们没有编制，只能算是红十字会聘用的志愿者。除了每个月一千多块钱的工资，做成一个案例，赵丽珍说，“会适当的给一些补贴。”

  高敏觉得，很多时候，是捐献者的执着和坚持，让器官协调员更加认同自己的这份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高敏手中已经有几千份志愿捐赠书。她经常会收到外地的志愿捐赠资料，资料里很多人身体还很健康，也很年轻。赵丽珍说，等绝大多数人都有了这种观念，一切都自然而然的时候，器官协调员这个角色，就可以消失了。

  《新京报》2012.7.12文/张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