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上有个特点，就是主人翁感很重，都想做点事儿。”吕彤羽是开国上将吕正操的长子。在北京，像他这样的“红二代”颇具规模，每年都会举办不少活动。聚到一起，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无事不谈。人虽已老，操心的事却还不少。 

  “现在，社会问题比较突出，个别官员败坏了党的声誉。我们确实有一种担忧，怕有朝一日父辈们打下来的江山被端走。”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陈人康说：“如果经营得不好，治理得不好，完全可能，这不是没有历史教训啊。”

  俗话讲，时过境迁，人走茶凉。这些远离权力中心的“红色后代”们，身上的光环也褪得差不多了，渐趋边缘化。他们中消极一点儿的，除了在圈内宣泄宣泄，回头生活照旧；积极的那部分人，依然不甘于袖手一旁空议论，期望以自己的方式对时局发生影响。

  他们相当珍视共产党的形象和声誉

  当总后勤部政委、刘少奇之子刘源把军内一位腐化的中将查办之后，他对总后干部集体的讲话很快就在“红二代”中间传阅开来。 

  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他们相当珍视共产党的形象和声誉，只是他们之中手操权柄的人毕竟少数。

  “我要是当官的，我也敢像刘源那样，最起码从我这个地方，不能让买官的上来，像我们这样的人敢说话，不仅是因为父辈的背景，更重要的是本身也要立得正，要同流合污，也反不了贪。”

  陈人康做过军队里的营职干事，1985年百万裁军之前，转业到一所大学工作，呆了28年，当了一个副处级工会干部。转业后，也不是没有机会跻身显贵之列。他父亲1995年去世前是中央军委顾问，先后有3个军委副主席是其部下。 

  有领导曾告诉陈士榘，子女中有想回部队的，不妨开口。且根据当时的情况，开国元勋的子女中至少有一人可以当上将军，但这些情况在陈家没有发生。

  60岁的陈人康，原来平平淡淡地过日子，无奈耳闻目睹，慢慢就有了想法。今年5月，他母亲去世，一些世交的元勋后代来家吊唁，有人跟他讲到，家里分了个房子，连工作人员用房在内总共不下800平方米，还是个毛坯房，光装修费用就得160多万，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正为上哪儿去找这一笔钱发愁呢！

  “现在有些人的住房，800平方米1000平方米，住得了么？我希望他们不要太奢侈，不要太脱离人民。你是公仆啊。”

  陈人康试图通过现身说法将老一辈人不为官、不图利的优良传统灌输给下面的党员干部。他们和江西干部学院合作组建了一个红军后代授课团，每年3月到11月，“红二代”们轮流上井冈山给全国各地的基层官员讲课，乐此不疲。

  在课堂上，陈人康发现有些学员听了父辈们的事迹掉眼泪，谈心得体会时，有的人甚至保证，回去后不再贪了。这让陈人康坚定了对这种教育方式的信心：“我们不求管他一辈子，哪怕能管他一阵子也行。”

  弘扬老一辈革命精神以期对现实社会有所裨益的做法，目前已被多数红色后代所推广。

  “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这本身就是添乱”

  他们的一些声音，“红二代”中有人估摸着上面应该能听到，因为响动已经弄得比较大。在他们这个阶层，实际上缺少正式的渠道将意见向上传递。尽管由于家世背景，个别人也有这样那样的人际圈，有事儿也可以走走这些关系上达“天庭”，但那毕竟都是私人门路，而非正常的党内机制。

  话语力量的衰微，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红二代”群体的身份乃至于观念上的分化与变迁。他们中有的人掌了权，有的人经了商，而更多的人则基本是平头百姓。这个群体与权力的距离不是慢慢拉开的，而是一旦不在位子上，迅即就拉开了。

  不过，在吕彤羽看来，这种平民化的恢复无须大惊小怪。开国将帅们当年也都是草根出身，“中国压根儿就是一个草根的国家，不是二代阶层的国家。”

  吕彤羽1965年在地空导弹部队当过一年兵，同期在那个部队历练的还有陈毅、粟裕和彭真等人的儿子，这种生活打磨让吕彤羽受到极大影响。后来他转业到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单位里将帅子弟不少，随着环境变动都走了，唯有他奉守庭训，原地踏步，忙活大半辈子，一个副局级做到头。

  有一段时间，领导想给他挪到正局级岗位上去，回头征求父亲的意见。吕正操说，一个人不在当多大的官儿，主要看你干了多少事儿。吕彤羽就没再挪窝。如今开着一辆老旧富康车在北京城里东跑西颠，也不觉得有何不妥。

  “红二代”中也有自视甚高的。在今年一次“红二代”聚会上，个别人在发言中指斥当前社会一塌糊涂，今不如昔，其以“老共产党人后代”的名义要求加以纠正。“都以为自己是秉承大事的人，年纪那么大了，你又没从政，具体矛盾又没有处理过，却这个不是那个不是，指指点点，非要下一个很大的结论，我当然不赞同。任何矛盾的背景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国家发展到这个程度，你说全靠贪腐能走到今天？”

  虽然和左派右派的人都有交往，但吕彤羽几乎从不掺和这种口水纷争。“你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本身就是添乱，直接介入到实际事务中绝对是不合适的。”吕彤羽代表了一部分冷静内敛的 “红二代”。

  草根视野和平常心，削弱了那长久为外界所臆想而在多数二代身上实又不存在的神秘感与特殊性。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们不过就是一群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头儿。 

  “现在社会对我们红后有很大误解，把我们妖魔化了，还以为我们是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这是一种认识差距。”原海军顾问、开国少将蔡长元之子蔡小心说。

  贵族不永远

  红二代们的处事方式及其价值取向，也是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毛泽东时代，高干们将自家孩子放在社会底层是一个普遍做法。文革后，共产党在这方面抓得也紧，仅80年代，中央高层为端肃风气，就拿不少高干子弟开过刀。严打开始，执法人员直接开进中南海抓人的情形也不是没有过，好几个高级领导的子女甚至包括一位元帅的亲属均因在外面胡搞而被判刑以至枪毙。

  “共产党对自己的子女约束从来是很严的。二代中现在做高干的，有习近平、俞正声，社会上对这些人的反映还是不错的。”

  自家的家风对于二代人格塑造就尤其重要。吕正操家里四个孩子，养成的性格是兄弟姐妹之中谁要倚仗一下家里的关系，互相就会被看扁。

  随着时代的推移，所有人最终都将回复到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原初状态，如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所指的那样，平等才是社会进步的潮流，不会有永远的贵族。

  “我们1964年当兵，和别的战士吃的穿的拿的一模一样，但毛主席还不满意。后来来北京，我也接触一些高干子弟，你知道李雪峰（党内元老）的老太太成天是怎么训她孩子的么？‘你们这些高干子弟，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这样教育他们的。当时社会氛围也是这样。”纪坡民说。

  纪登奎虽然曾经位高权重，纪坡民却没能随之升天。60年代上空军工程学院，因为卷进狂热运动，稀里糊涂就给专案组扣住了。关在学校审查期间，纪登奎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儿子照样被开除出军队，回到河南挖了三年煤。后来平反了，纪坡民有机会当了此生最高也是唯一一个官职——县委常委，又在后来七七八八的运动中因为采取不合作态度而丢了官，摸爬滚打在底层，一生浮沉不逊于乃父。父亲在时他是一介草民；父亲死后，他反而进了贵族圈。

  “过去，我是个普通人，住在普通人的房子里和普通人一块儿生活。我爸去世了，我住到这个大院儿里头，老百姓谁有这么大个房子？”为了照顾母亲，他搬进了装有两扇铁门的大宅院，这在他的观念中就是一种贵族身份的象征。去年老母过世，院里就剩他们这些二代三代了，他一个普通人，是没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的，因此就等着有关部门哪天上门来“撵”他们了。

  “老一辈在房子上定个标准给点优惠还说得过去，打天下的人总有点儿功劳不是，以后就没有了。难道你是个贵族国家么？中国的贵族制度两千年前就消灭了，到二十一世纪了还这么个弄法，那算什么。”

  《南风窗 》2012年第11期文/章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