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简单的文博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让人们重新聚焦“文革”期间查收文物的归属问题。事情的起因是，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简称手稿）现身今年的嘉德春季拍卖会预展。5月13日,周作人之孙周吉宜站出来向媒体表示，“这份手稿为周作人先生所有，该手稿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至今未归还”，并借此要求有关方面停止拍卖、返还手稿。

  几乎在周吉宜起诉嘉德公司的同时，前民国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的后人也与北京市文物局对簿公堂。傅增湘去世后留下2万余件古玉、藏书等文物。2010年8月，傅增湘子女致信北京市文物局，要求公开“文革”时查抄及发还财产清单。遭到拒绝后，他们将北京市文物局告上法庭。

  “文革”中被抄家的文物、手稿等未完全归还当事人，并非个案，由此导致的案件也并不鲜见。在这些纠纷与案件的背后，是一个至今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文革”期间的文物查抄

  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中，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

  梁漱溟在回忆录中追述了红卫兵当年抄家的情景：“他们撕字画，砸古玩，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从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焚烧戏装开始，仅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仅在北京城，就有11万多户居民被抄家，粗略统计抄走古旧图书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三项近400万件。在北京西城区，红卫兵将抄来的字画放在一处焚烧，连续八天八夜，烟火不息。这一运动很快遍布到全国范围：在山东，无数儒家文物在“讨孔”运动中被彻底销毁；在山西，红卫兵肆意破坏五台山的佛教典籍和寺庙文物，连僧人的袈裟都不放过……

  万幸的是，不久之后，这种肆无忌惮的文物毁坏行为就被叫停，取而代之的文物处理行为是“查收”、“集中”和“上交”。红卫兵抄家得来的文物被集中到指定地点、收入仓库，避免了被直接销毁的厄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文物保护行动悄然兴起。著名文物鉴定家孙学海先生，是当时抢救被当做“四旧”的瓷器、图书、字画、青铜器等珍贵文物中的一员。当时北京城的四个城区有40多个仓库，存放着红卫兵抄家所得的图书、字画、铜佛、硬木家具等等。孙学海指挥众人从堆成山的废品中挑选出320多吨珍贵的线装书；之后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从这320多吨线装书中精选出更为珍贵的图书字画，其中包括宋版《十三经》全本、徐悲鸿的《奔马》一轴等珍品。

  当时被专家鉴定为精品的文物，很大一部分都被“上交”给国家。根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江青、叶群、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在故宫举行“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在“文革”期间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1971年，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统战军管组对在京部分统战对象被查抄财物处理意见》。其中第八条规定了在退还查抄财物时的处理办法：金、银外币和金、银制品，兑换给国家银行；文物、图书、字画经文物部门鉴定，国家有保存价值的，可作价收购；有出口价值的珠、钻、玉、翠、首饰等物，根据本人或其家属自愿由外贸部门收购；衣物、家具用品中的“四旧”物品，由信托部门收购改制，不能改制的，可上交有关部门处理。

  无法解决的“历史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各地都在着手解决“文革”查抄文物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官方的宗旨非常明确，就是“物归原主”。然而，再具体的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都会不尽如人意。几乎每一位遭遇抄家的人，在追讨文物的时候都备受挫折。他们无法知晓当年被查抄的藏品是被销毁了还是被上交了，无法了解被上交的藏品究竟去向何方，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被抄走了多少东西，也无法给出那些藏品确实原属于自己的有力证据。而即使自己能给出藏品物权的证据，也明确藏品的具体下落，追讨过程也很难一帆风顺。

  随着岁月流逝，那些文物的物主纷纷作古，然而故事并未结束；相反，由于经济元素的加入，文物和拍卖市场异常火爆，瓷器、字画、青铜器等传统艺术品的价位打着滚的往上蹿，而这当中的不少珍品，就是“文革”时期被查抄后“下落不明”的文物。

  那些文物原物主的后人，自然不甘心放弃如此丰厚的家族遗产；但文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往往在纷繁迷乱的历史中难见真机。一位上海文化界人士表示，“文革”抄家后的物品未完全归还，在中国并非个案，相关的文物归属问题，解决起来也很困难，因为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在“破四旧”时期，究竟有多少文物被查抄？有多少文物被销毁？多少文物被上交？上交到何处？“文革”后归还的文物又有多少？归还文物在上交文物中所占比例多少？……这些不仅没有官方公布的数据和资料，连专业的学术研究都鲜少涉及。

  大收藏家王世襄，从1973年开始，便踏上了追要被抄文物的漫漫长路，他锲而不舍地向有关部门写信或当面诉求，然而直至他去世，他的文物、图书及手稿尚未完全追回。逝世前，王世襄写下这样的文字：现已届耄耋之年，容我陈述的时间指日可数。为此我不得不收集一切能得到的证据和集体上报的材料写成文字，作最后—次的申诉……即使申诉毫无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却也无妨，本人坚信有良知者和信奉是非真理者在我逝世后为我申诉，还我一个为人民、为国家全心全意、竭诚工作、大公无私、清白无辜的面目。

  《凤凰周刊》2012年第16期

  文/吴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