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艺璇  王坤俊  陈 志

    历史的风翻开60年前的那一页。 那一年，在新疆罗布泊的荒漠中，随着一声巨响，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科研工作者们欢呼着跑上山坡，他们热泪盈眶、相互拥抱、欢呼雀跃。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常永桢老人讲话时眼角充盈着泪光。事情虽已过去60年，但当记忆重启，谈起这段往事时，老人心中仍久久不能平静。

    接受任务来到戈壁

    常永桢曾任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支部书记兼副所长。1961年，他从山西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华北工业卫生研究所（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身），主要从事个人辐射防护衣具研制和卫生毒理学研究。

    1964年，刚刚工作不久的常永桢接到上级通知，要求他参与一项“神秘”任务，那年他27岁。

    “那天是5月23日，我和往日一样照常工作。忽然所里通知我回家收拾行李，随时准备出发并要求保密。”常永桢说。简单收整过后，一个挎包，几件随身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便是他的全部行李。由于工作关系，常永桢和妻子两地分居，寄一封书信简单地告诉家里有出差任务，他便提上行李出发了，心中纵有万分不舍，但没有一点犹豫。

    1964年5月25日，常永桢一行抵达北京，坐上列车一路向西前行，途经西安休整了一天，又经过三天两夜到达了新疆吐鲁番。西行的列车格外拥挤，狭窄的车厢里挤挤攘攘的全是人。他们没有人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哪里，要去多久，将要去做什么。列车抵达新疆后，紧接着又坐了两天两夜的汽车，才终于抵达了目的地——马兰基地。

    常永桢一行被安排住在了距离试验场40公里的“前进庄”，同防化兵部队同吃同住，他们也开启了全新的工作生活。茫茫的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虽然常永桢对这里的气候早有心理准备，但极端恶劣的天气还是让他这个北方人受不了。“这里的天气变脸很快，常常刚刚还是艳阳高照，忽而一阵狂风袭来，顷刻间乌云密布，暴雨倾盆。雨水裹挟着沙石和颗粒狠狠地拍打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帐篷也被吹飞，东西刮得遍地都是。我们只能死死地抱住头，寻找支撑物，闭上双眼等待狂风过去。白天高温暴晒烘烤让人难以忍受，到了夜晚温度又迅速下降，冻得人直打哆嗦。”常永桢说。

    保证战士身体健康

    常永桢同陈玉林、王印章组成了防护衣具小组。他们分配到的任务是，研究“高温环境下穿戴橡胶防护服装备进行训练对战士体力的影响”。茫茫戈壁，沙海无边，白天这里的地表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在这种极端高温干燥的沙漠环境，即使什么都不干也让人汗流浃背，更何况战士们还要训练。战士们每天都需要穿上密不透风的橡胶防护服在戈壁滩上行军两小时进行体能训练，回来后个个心跳加快，满脸通红，体能耗尽。脱下行装，每个战士的橡胶防护靴里平均都可以倒出三四斤的汗液，失水状况十分严重。

    常永桢看在眼里很是心疼。如何更好、更有效地保障战士身体健康，成了他暗自努力的目标。训练前常永桢等人认真监测了每一位战士的体重、体温、脉搏、心率等，训练回来后再测量一次，最后将战士们的监测数据报告提供给其他科研人员，为调制体能补给液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以便及时、有效地为战士们补充盐、钾、钙、锌等微量元素，保障人体水盐平衡，维护战士身体健康。

    “虽然我们的工作只是整个核试验中一个非常小的环节，但保障战士们的身体健康能为原子弹爆炸成功提供最基础的保证，我为我的工作感到骄傲和自豪。”常永桢说。

    期盼的一天终于到来

    谈起核爆炸前的心情，常永桢用“期盼”二字来形容。“我们举全国之力，汇集无数科研工作者日夜奋斗，为的就是祖国强大起来。我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也坚信付出的这些辛苦一定会取得成功。”常永桢说。

    1964年10月16日这天，核爆命令正式下达，科研工作者们整齐地坐在距离核爆点几十公里外的后山坡上俯下身双手抱头，紧张地听着广播里传来的声音“10、9、8……起爆！”忽然一声巨响，震耳欲聋，科研工作者们通过护目镜看到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翻腾而起！

    “成功了，当时大家都跳起来欢呼，现场很多人都哭了。我们的国家终于有了原子弹，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了。”常永桢说。

    七日后，常永桢一行穿上橡胶防护服进入核爆现场，看到了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方圆十公里只剩一些被烧焦的电线杆，核爆中心百米高的铁塔熔塌倒下，距离不远的大山包也早已消失不见……

    半个月后，数据全部处理完毕。至此，常永桢完成了任务，于1964年11月3日踏上了回家的路，结束了这一段令人难忘的“旅程”。

    （作者单位：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