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盖伦

    这是一次古籍工作者的大聚会。会场内，有白发苍苍的学术大家，也有初露锋芒的学术新秀。会议间隙，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的拿起对方的著作，请求一个签名；有的掏出手机要一个联系方式，有些问题以后可以继续探讨；也有不少人感慨老友相聚，招呼着工作人员留下一张合影……

    6月12日，新时代古籍事业传承与发展暨高校古籍工作四十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这次研讨会，既是一次回望，也吹响了新节点上再出发的号角。

    198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对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以及古文献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了全面部署。1983年2月，教育部召开了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同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正式成立。40年来，古委会在整理古籍、研究古籍、培养后继人才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古委会荣誉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拄着拐杖上台。在发言之前，他特意走到演讲台中央对台下鞠了一躬。

    安平秋说，古委会成立之后，遵从中央指示，为解决古籍整理研究后继乏人的问题，恢复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并扩大规模；又在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设立古典文献专业。40年来，高校会同专业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已培养一万名左右古籍人才，这些人中，已有相当一部分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起到了领军作用。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新时代古籍工作有了纲领性文件。“希望古委会继续团结全国高校的古籍工作者，做出有声有色的光辉业绩。”安平秋说。

    北京大学副校长兼秘书长任羽中在会上说，高校是推动古籍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肩负着培养专门人才、开展古籍整理研究和传承中华文脉的使命。

    他指出，如今古籍事业得到发展，其中一条重要经验，是新中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由中央政府直接规划、直接支持。“这是坐冷板凳的工作，必须有持续、有力的经费支持。北京大学也将从政策保障、人员配置、平台建设、软件设施上给予古委会更多支持。”

    任羽中认为，要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做好古籍工作。北京大学学科齐全，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法，加强基础信息采集，对接社会科学的数字化体系，对接国家层面文化大数据体系，推动古籍资源汇聚共享，深入挖掘古籍时代价值。

    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古委会委员陈广宏总结，古委会40年的发展，建设了一大学科，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为今后古籍事业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他同时提醒，对古籍整理研究从业者来说，如今大环境向好，但仍有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构建新型学科体系，培养复合型人才；如何使得评价机制和正向激励匹配，转变社会观念，推动古籍整理研究取得更加辉煌的新成果。

    已逾古稀的古委会副主任葛兆光提起了胡适的那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古籍整理研究事业恰恰也是“再造文明”过程的一部分，对传承中华文脉具有重要意义。他呼吁：“年轻人要尽快上前来，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要往后退一退，古籍事业才能得到更好地传承发展。”（科技日报北京6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