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以网络会议形式在京举行。经项目汇报、综合评议，评委投票选出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入选。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揭示古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过程

    皮洛遗址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表示，这在旧石器时代遗址里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中国大型旧石器遗址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主要是北方，这是在中国西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旧石器遗址。

    为慎重起见，发掘者发掘了其中的200平方米，揭露出多个古人类活动面，揭示了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过程。

    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等遗物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也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莫维斯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

    所谓莫维斯线，是由人类学家莫维斯提出的，他认为在旧石器时代，位于该线以西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这些地区是以西方的手斧文化传统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传统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缺少手斧等较为精细的石器及技术。

    同时，皮洛等川西高原含手斧的遗址也填补了东亚阿舍利技术体系在空间上的一个关键缺环，串联起东西方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认识亚欧大陆东西侧远古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具有特殊意义。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为研究豫西南地区文明提供关键材料

    该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在南阳盆地中遗址面积最大，遗迹规格最高，内涵丰富，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基本特点，为探讨豫西南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关键材料。

    该遗址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制作遗存以独山玉石为资源支撑、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大致存在仰韶晚期“居家式”作坊群向屈家岭时期“团体式”生产模式转变的规律。与制骨遗存一起，为探索当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提供了重要线索。

    该遗址仰韶文化坊居式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大批遗物原位保存，再现了古人制造玉石器与生活的基本场景。特别是最大的“前坊后居式”7单元大型连间长房面积超过150平方米，极为罕见。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刷新对于高等级建筑的认知

    该遗址明晰了鸡叫城聚落群的长期演变过程。

    在此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大型木构建筑，被认为是中国考古百年的首次发现，更新了对于高等级建筑的认识。

    经勘探，该遗址早期壕沟上层有分布较广的谷糠堆积，本次发掘仅揭露出其中80平方米，谷糠堆积平均厚度0.15米。考古人员通过单位体积的谷糠密度并结合现代水稻加工的调查结果，初步推算出这些谷糠堆积所代表的稻谷重量约为2.2万公斤。

    考古揭示出该遗址多重环壕所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水渠和稻田片区，亦是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稻作农业社会所达到的史前文明化之最高层级。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全面反映唐代戍边生活的“档案馆”

    这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系统揭露遗址全貌，明确烽燧为唐代“沙堆烽”故址，为边塞军事建置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烽燧遗址出土的文书为国内遗址出土数量之最，大量珍贵文物活化了唐代戍边生活场景，各类文书包罗万象，内容极其丰富，大到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私人生活的琐事均有涉猎，可以说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座全面反映唐代边防生活、边疆治理的“档案馆”。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说，考古发掘成果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也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物材料。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首次发现的大汶口晚期巨型城市

    经系统勘探确认，该遗址平面近长方形，壕沟紧挨城墙外侧环绕一圈，含壕沟在内，城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550米，面积达40万平方米，城墙宽10—22米，残高不足1米，壕沟宽10—60米，最深处2.8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表示，这是研究人员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晚期的巨型城市。该遗址中发现的墓葬则显示当时社会高度分化，社会财富集中在某些少数权贵的手里。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进一步丰富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

    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弥补以往这方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

    它也进一步实证和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如K3出土的顶尊跪坐铜人像和铜圆口方尊、K4出土的玉琮和丝织品、K5出土的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认识。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

    秦、楚文化融合的生动展示

    云梦曾经出土了多批秦代竹木简。此次出土的战国晚期木觚，记载谋士筡游说秦王寝兵立义，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觚”，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郑家湖墓地发掘出的材料从实物、图像、文字多个层面展示了出关秦人的丧葬习俗、思想观念、生活状况、社会结构等历史细节以及秦楚融合的文化变迁过程。

    郑家湖墓地的考古发掘，生动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为研究战国晚期至汉初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纠正了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的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指出，本次考古工作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霸陵的准确位置。汉文帝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次出土的文物中，有汉王朝自己特色的文物，还有一些反映跟北方游牧民族交往过程的文物，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再添新证

    该墓群的发现使我们能够从文字和实物层面，生动揭示吐谷浑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并从中窥见归唐吐谷浑人思想观念、物质生活、文化认同等历史细节的变迁，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典型案例，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了学术支撑。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解密明中都前朝区宫殿形态

    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2015年至2021年对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的发掘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解决了40余年来的猜测和争论，极大地推进了学界对明中都的认识和研究。

    宫殿布局和结构的廓清弥补了宋元到明清时期宫殿制度转变的关键环节材料，从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城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历史作用。

    其主体宫殿对元代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并对明代南北两京宫城规划模式的生成过程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充分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黄土中心台的发现则对于古代都城的规划、选址和营建理念等研究有着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