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是几代人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它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杜祥琬

    “中国（穷得）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中国种的是‘蘑菇云’，收获的是‘鹅卵石’。”但就在苏联毁约停援5年后，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大漠深处爆炸。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获知这一结果，或许会为当初的断言懊恼不已。

    两年零八个月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没有任何资料，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以惊人的速度，研制出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两弹一星”，是一个科学奇迹，更是一个不解之谜。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弹一星”是几代人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它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面对严峻形势，中国人要造出核盾牌

    原子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出现的新式武器。由于它威力巨大，一经使用就震撼了世界。20世纪50年代，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扬言要用原子弹封杀中国，并在日本部署核武器。

    “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 面对核垄断、核讹诈、核威胁，1951年，远在法国的核科学家“小居里先生”请他的中国学生杨承宗回国后给毛泽东主席捎句口信。

    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领导人也意识到，必须拥有核武器，制造自己的核盾牌。

    1955年1月15日，这是我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这天，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是中央专门讨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一次历史性重要会议。

    这个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拍摄照片的绝密会议，可资佐证的是周恩来总理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一份报告，以及后来会议亲历者的回忆。

    会上，领导人听取了关于我国核科学研究人员、设备和铀矿、地质情况以及所需条件的汇报。最后，毛泽东主席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一个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开始，我国经济力量还十分薄弱，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还十分落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以最大的魄力，毅然做出了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极其英明。

    1961年夏天，中央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原子弹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有了争论。

    对此，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一样，‘两弹’不应下马，应该攻关。”

    有了坚强的领导，梦想起航。

    一穷二白下，数十万人合奏“交响乐”

    “两弹一星”，这曲改变新中国命运的交响乐，是数十万人用生命合奏出来的。

    被国家选择，也被历史选择，很多人的人生轨道因此被改变。

    杜祥琬小时候的梦想是研究天文学，结果一辈子投身核物理。

    1960年6月，后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陈能宽突然接到通知：他要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在他并不熟悉的爆轰物理领域，近乎白手起家，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从此，他隐姓埋名长达1/4个世纪。

    1961年1月，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把后来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秘密地告诉他，希望他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这次谈话，改变了于敏的人生道路。一个月以后，35岁的于敏被正式任命为“轻核理论组”的副组长。

    在一次次从零开始的艰难抉择面前，人称“奇女子”的王承书用三个“我愿意”肩负起了国家的重托——研制原子弹的核心燃料高浓铀，用一台已经锈迹斑斑的手摇计算机，计算出海量的数据。

    “两弹一星”背后，更多的是数以万计的无名英雄。

    中国制造原子弹的第一块铀矿石来自广西。为了这块将要开启中国核工业发展道路的石头，十几名地质队员付出了生命。

    1958年，邓小平同志批准建设“核工业第一批厂矿”的七一一矿，自此拉开了新中国天然铀生产的大幕。

    不过，开发铀矿是中国过去没干过的事，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也都是新问题。

    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能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建矿最早、当时出产铀矿井铀矿石最多的七一一矿工作人员，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包括长眠于此的74位为找铀采铀捐躯的勇士。

    在这曲改变新中国命运的交响乐中，北京第六研究所（现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弹奏的是“序曲”——生产制造原子弹的原料二氧化铀。

    1960年7月，当庄兴海等人满怀豪情来到北京第六研究所时，苏联专家已于当年6月突然提出终止合作、带着资料回国。

    庄兴海回忆道，生产厂筹建初期，除不锈钢为进口，陶瓷缸、陶瓷泵、搪瓷搅拌槽、动力装置在内的材料设备全部实现国产，并因陋就简采用了一些闲置设备：买不到不锈钢阀门，就用试制的不锈钢拷克替代；一时设计不出正规的热分解炉，便设计制造简易的二氧化铀煅烧炉，并用耐火瓷管代替供应有缺口的耐火砖。

    正是靠一股自力更生的干劲，硬拼无数个日日夜夜，建成了二氧化铀简法生产厂。

    到1962年底，这个名字里既没有“矿”也不带“厂”的单位，提供了吨量级的高纯度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加速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程。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原所长李德元曾回忆道，即使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举足轻重的人物——彭桓武先生当时也并不知道氢弹是什么样子。为搞清氢弹“模样”，大家做过现在看来很“蠢”的事——把好几个月的《纽约时报》借来，一页一页翻，希望找到蛛丝马迹，可惜什么也没有找到。

    这些探索者手中只有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主要“兵器”是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颗火热的心、一颗不知疲倦的大脑。

    北京花园路三号院14号楼，我国顶尖科学家曾在此为研制氢弹拼搏了两年多。

    当时规定，每天晚上下班前要把所有材料统一存放在保密室，按张领取的草稿纸用完也要统一回收再由专人烧毁，一切工作只能在办公室完成。

    那时，所有人都主动加班加点，以至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晚上十点规劝工作人员下班。许多人抹不开情面假装离开了，瞅个空子又回到办公室继续挑灯夜战。

    在日复一日的计算中，科学奇迹诞生了。

    前方喜讯频传，大国实力得到显著提升

    1964年10月16日下午，那是至今让中国科学院院士胡仁宇印象深刻的日子。

    当时，包括胡仁宇在内的刚从爆心撤回来的参试人员，被安排在离爆心几十公里处的一个小山坡上。当听到广播里发出“起爆”的指令后，大家起身转向爆心方向，看到远处火球翻滚、蘑菇云冉冉升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现场欢快激动的场面，胡仁宇至今难以忘怀。

    仅仅26个月后，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他，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长长地舒了口气。

    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氢弹爆炸成功，我国仅用时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是一记漂亮的反击。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器发展？

    当时接受记者采访，于敏指着报道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70年4月24日，历经艰难攻关，我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上了天。

    虽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功能十分简单，其成功发射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一颗卫星本身。可以说，它是中国航天史上的一座丰碑。

    “东方红一号”使我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第五个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打破了西方大国对航天技术的垄断，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为国人树立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同时，它的研制为后续航天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探索了工艺流程，培养了人才队伍，为中国航天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更重要的是，“东方红一号”研制攻关过程中凝练出的精神财富，构成了我国“两弹一星”精神和航天传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后来一代代中国航天人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