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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农历五月暑气上升，疾疫及毒虫（一般指蛇、蜈蚣、壁虎、蟾蜍、蝎子五毒）滋生。我国民俗中，在端午节期间除了吃粽子、赛龙舟外，还把端午看成“毒月恶日”，用采草药、挂艾菖、饮雄黄酒、系采丝、沐浴兰汤等方式来杀毒辟邪。作为明清皇宫的紫禁城，其在端午节期间亦有多种驱瘟防疫的卫生措施，主要包括挂艾虎、饮药酒、配香袋、用锭子药等。

    挂艾虎。所谓艾虎，就是把艾草剪成虎形，用于佩戴发际或悬挂在门上，以达到避瘟效果。我国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端午节戴艾虎的习俗。南朝梁官员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载有“今人以艾为虎形，或剪裁为小虎，贴以艾叶，内人争相戴之”。明清宫廷内端午节亦有用到艾虎。如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所撰《弇山堂別集》卷十一载有明嘉靖十五年（1536）端午节，嘉靖帝在崇智殿赏赐预命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候艾虎、花绦、百索（长寿线）、牙扇等物。清乾隆帝著《御制诗初集》卷八之《端阳日侍皇太后观竞渡》载有“艾虎乍悬沿户绿，霓旌才飏彻波鲜”；卷九之《午日》载有“蒲樽屏弗举，艾虎例犹排”。之所以将艾叶裁剪成虎形，是因为我国古人认为老虎可以驱恶避邪、保佑安宁。

    饮药酒。明代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卷二十之《饮食好尚纪略》载有紫禁城在“初五日午时，饮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吃加蒜过水面”的传统。清宫皇帝、后妃们在端午节期间则多将雄黄掺入玉泉酒、太平春酒中饮用。上述做法与民间端午的饮酒习俗相似。清代词人朱彝尊所撰《曝书亭集》卷四载有“端午以菖蒲一寸九节者泛酒以辟瘟气”。《田家五行》明张师说校订本卷上载有“五月为恶月，五日为恶日也。揭门符以辟邪，老幼男女皆佩符，饮雄黄菖蒲酒亦辟瘟也”。清代文人顾禄所撰《清嘉录》卷五载有“五日用朱砂酒辟邪解毒，馀酒染额胸手足心，无虺蛇之患”。菖蒲、雄黄、朱砂均有药用价值。东汉医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认为雄黄可“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朱砂可“杀精魅邪恶鬼”，菖蒲可“咳逆上气，开窍下逆”。端午节饮用少量掺有上述物质的酒，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灭菌防疫的效果。

    佩香袋。端午因纪念楚国诗人屈原而生，而屈原本身就爱佩戴香袋。如屈原所作《离骚》中载有“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我国历史上端午时节有佩戴香袋的习俗，如宋代文人吕原明撰写的《岁时杂记》载有“端午以赤白彩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紫禁城里亦有此习俗。香袋里面通常装有朱砂、雄黄等药物；或沉香、咖南、龙涎等香料，用丝布做成外包，以达到驱邪的效果。其中，香料可驱虫辟邪，中药可健身防疫。部分香袋做成葫芦的外形，葫芦与“福禄”谐音，其造型由于“吉”字相似，因而在古代多用作吉祥的饰物。清朝统治者为满族，其特色文化即在端午节剪葫芦花，他们认为葫芦花形状的香袋可以“套住”五毒。满族剪葫芦花“镇五毒”的传统至今仍有保留。

    用锭子药。锭子药为清代宫廷用药，一般由内务府造办处在端午节前大量制作，然后由皇帝赏赐给将臣及后妃。锭子药可包括紫金锭、蟾酥锭、离宫锭、盐水锭、万应锭等种类，主要成分包括雄黄、朱砂、冰片、麝香、胡连、黄连等，制作时将它们研磨成粉末状，然后再粘接在一起。从外形来看，锭子药一般做成蒜头、葫芦、道教之神张天师等形状，其主要原因在于古人认为蒜头可以克五毒，葫芦能避邪，张天师可以驱邪等。从使用方法来看，锭子药既可以内服以清热通窍，又可以外敷以消毒去肿，还能够装在香袋、荷包中，或制作成手串、香珠等佩戴用，达到驱暑防疫的功效。清代自雍正皇帝起至清末，各代皇帝都有在端午节前赏赐锭子药的惯例。如《雍正七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 造办处活计库》载有雍正帝于七年（1729）五月初一对兵部尚书岳钟琪的赏赐：“紫金锭等香袋十六匣，木樨香罐一对”；又如《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有嘉庆十六年、十七年、二十四年等端午节后大臣奏折谢赏锭子药的记载等。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题图系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