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奋斗情

    “生当强国好奉献，死应报民留善安……”近日，88岁高龄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捐出个人积蓄360万元，设立基金奖掖后学，并赋诗感怀。包括同济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在内的“3+2”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为基金优先支持的对象。卢耀如说，这360万元也许不能做什么大事，但是对年轻人在科研起步阶段也许很重要，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引来更多的支持。

    用几十年积蓄兑现69年前诺言

    在同济大学举行的捐赠仪式上，耄耋之年的卢耀如上台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些钱都是我几十年的积蓄，现在回报给社会，支持那些在科研上需要支持的年轻人，这也是兑现我69年前的诺言，希望能够告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的在天之灵。我，卢耀如曾经说过，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管是过去几十年，还是今天，我都是这样做的。”言语之间，他几度哽咽。

    1950年，卢耀如被清华地质系录取了。因为家里太穷，清华大学开学已经十多天了，他还没有筹到路费。有一天，他所工作的福州团工委两名同事，带着十多个同事平时攒的钱和当天卖菜的钱共29.5元，送给他去读书。卢耀如说：“当时，我非常感动，立下誓言，学成后一定要回报社会。”

    根据卢耀如的意愿，设立在同济大学的“卢耀如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激励基金”，将用于支持、推动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相关学科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特别是在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成果转化等方面，将优先支持 “3+2”高校和科研院所。即同济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3家单位，以及清华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两所高校。这其中，同济大学和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是卢耀如长期工作的地方；清华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均为他的母校；而卢耀如兼任名誉校长的贵州师范大学，则是他征战贵州石漠化的“根据地”。

    建起喀斯特地区首个大型水电站

    毕业后，卢耀如长期从事岩溶地质的科研和工程实践，并建立了岩溶发育与工程环境效应系统理论。由于其在喀斯特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被国内外学者誉称“喀斯特卢”。

    彼时，国家决定在贵州乌江修建乌江渡水电站，但在喀斯特地区，大坝建在哪，是一个难题。1959年，卢耀如多次前往乌江渡，实地调查研究黔中一带喀斯特发育规律。

    不过，乌江渡工程后来因故搁浅，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重新上马。因坝址下有4个渗流通道需要慎重处理，卢耀如后来又多次赶赴现场研究防渗基础处理等问题。

    1983年9月，母亲病重，卢耀如前往福州老家看望母亲后，又急忙赶回乌江渡工作。有一天，他考察完乌江渡库区，接到了母亲去世的电报，而此时，距母亲去世已经4天了。

    正是在卢耀如的倾心指导下，乌江渡水电站得以顺利建成。该水电站的建成以及后期防渗基础处理等工作取得的成效，为我国在喀斯特地区修建高坝提供了宝贵经验。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作为我国首个在喀斯特地貌上兴建的大型水电站，乌江渡坝址及水库几无渗漏，年发电量33.4亿度，使贵州的发电能力大增，在贵州电网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对贵州石漠化治理倾注毕生心血

    60年多来，卢耀如的足迹踏遍贵州大地，对于贵州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治理，他倾注了毕生心血。

    贵州是我国最不发达的省份之一，地处世界三大喀斯特集中分布区中最大的东亚片区的中心，喀斯特地貌占贵州全省总面积的73.3%。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卢耀如首先提出了贵州等西南石灰岩地区的石漠化问题，逐渐引起国家领导层面的重视。

    2004年，由卢耀如等19名国内顶尖水利、地质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向国务院提交了《贵州石漠化治理专题调研报告》，成为中央出台“贵州石漠化”治理方案的最有效决策依据。

    对石漠化治理的有效资金渠道，除了争取国家“专项资金”外，卢耀如还提出了“生态补偿”观点。

    为推动贵州喀斯特生态环境保护及石漠化综合治理，卢耀如选择与贵州喀斯特研究方面有深厚积淀的贵州师范大学合作，为当地搭建科研平台，培养喀斯特研究方面的人才。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如今，经卢耀如牵头成立的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在科研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相继在贵州花江大峡谷、清镇、毕节等地设立石漠化治理研究基地，探索出著名的“花江模式”，曾经的“生态癌症”正被治愈；科研团队相继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第一期项目(含云南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中国丹霞捆绑项目(含贵州赤水、福建泰宁、湖南崀山、广东丹霞山、江西龙虎山和浙江江郎山)、中国南方喀斯特第二期项目(含广西桂林、贵州施秉、重庆金佛山和广西环江)以及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均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增至53项，贵州也成为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数量最多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