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 瑜

    55年前的1964年10月16日下午，那是至今让中国科学院院士胡仁宇印象深刻的日子。

    当时，包括胡仁宇在内的刚从爆心撤回来的参试人员，被安排在离爆心几十公里处的一个小山坡上。当听到广播里响起“起爆”指令后，大家起身转向爆心方向，看到远处火球翻滚，蘑菇云冉冉升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现场欢快激动的场面胡仁宇从未见过也再难忘怀。

    半个多世纪过去，西北大漠上空的蘑菇云早已消散，曾经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殚精竭虑的人们将被历史铭记。

    只给个信箱地址用于通信

    1954年秋，一块产自广西的铀矿石被带进中南海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汇报，时任地质部常务副部长刘杰手持盖革计数器进行探测表演，放射性物质使仪器发出响声——证明我国地下埋藏有铀矿。如今这块为中央领导人反复讨论、提供决策的矿石被誉为“开业之石”。

    铀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但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没有铀矿地质事业，只有个别地质人员对铀矿进行了零星的极其初步的探索。

    1955年，我国悄然组建了两支铀矿专业地质勘探队伍——新疆519队和中南309队，意在用地质科学研究和勘探技术手段找矿。

    黄世杰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八旬老人。他至今记得，刚出校门参加工作报到时才知道，要给原子弹找原料，必须严格保密。“当时大家被告知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干啥去，要去哪，只给了个信箱地址用于通信。”

    虽然当时已经开展航空放射性测量，但实地勘探还得依赖人。

    “那时候我们西北的铀矿地质队伍过着牧民般的生活，每天一人一匹马，手持着有点像枪的探测仪，按照一定比例尺进行普查找矿，沿途要是有蒙古包就借宿在蒙古包，否则就睡睡袋，睡袋里还经常有虱子‘光顾’。”黄世杰回忆，白天的塔里木盆地温度可达50多摄氏度，进入天山冰雹就来了，可谓“冰火两重天”，吃不到新鲜蔬菜，白天野外工作口渴，就喝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

    与此同时，中南309地质大队则在南方广袤土地上展开了找铀工作。

    相关数据显示，在我国铀矿地质初创阶段，通过快速找矿、快速勘探的方式，铀矿地质工作者向国家提交了12个铀矿床，找到了制造原子弹的“粮食”。

    5间工棚内研制点火中子源

    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科学工程。

    数据显示，为了尽早掌握原子弹技术，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投入到大协作的洪流。

    中科院院士王方定和他的小组是汇成“洪流”的涓涓细流。

    1959年，苏联方面单方撕毁协定，我国调整部署，开始立足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王方定作为其中一条技术路线的带头人，正式接手一项艰巨的任务——用于引发原子弹链式核反应的中子源材料研究。中子源材料做成的装置叫点火中子源，是核武器的关键部件之一。

    一个以沥青油毡做顶，芦苇秆抹灰当墙的5间工棚，是王方定研制点火中子源的地方。

    王方定回忆，工棚条件差，夏天室温高达三十六七摄氏度，还要穿上3层防护工作服，戴上两层橡皮手套，挥汗如雨。严冬季节，天寒地冻，自来水管都被冻裂。科研人员只好晚上把液体样药品和试剂搬到有暖气的房间，关好水井阀门，放掉自来水管里的水。第二天上班再复原。

    经过3年多的紧张实验，随着一个个难关被攻破，王方定所在的小组终于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掌握了工艺，生产出了比原来设计要求更高的成品。

    1964年，由于研制工作需要，王方定去了“前方”——青海高原上的“金银滩”，参加并组织了多次核爆炸的化学诊断工作。

    “大力协同”经验威力不过时

    转眼55年过去了，无论从工业、科技等方面，还是从硬实力或软实力上看，我国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时代不同了，有些重大问题可以依靠国际交流和合作得到解决。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单位、部门和个人间价值追求和利益日趋多元，似乎过去曾经发挥过的“大力协同”经验威力已经过时了。

    胡仁宇有不同的看法。

    “回顾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就是一个遏制与反遏制的历程，也是一个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每一项突破、每一次成功，是举全国之力、大力协同的结果。”至今他仍坚持这种看法：对一些特大的科学工程一定要坚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在发挥个人、部门、单位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前提下，大力协同，充分发挥团队精神，才能走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