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有约

本报记者 李大庆

    8月下旬。北京航天科技大厦。

    离约定的采访时间还有几分钟。记者们都在摆弄自己的手机。只见坐在桌子对面的93岁院士张履谦，也拿出自己的手机，聚精会神地看着，并不时地用食指划动屏幕。知他有些耳背，我便大声对他说：“张院士，您是在看微信吗？”所有记者的目光都聚焦在张院士的手机上。

    “是的，我是在看微信。”张院士平静地回答。

    “那您发微信吗？”

    “发，每天都发。从2014年2月14日起，我每天都发，没有一天停过。”

    每天早上，他要把收到的新闻整理一下，挑出重点，或者把与他所从事研究领域相关的内容摘出重点，发到朋友圈。

    张院士大约是在88岁时学会使用微信的。这么大年龄还学新“技能”，张履谦有别于常人。他坦承，一辈子就做两种事：学习和实践。

    服从分配

    学习伴随了张履谦一辈子。

    1951年，他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军委通信部雷达处。那一年他25岁。部长拍着他的肩头说：“小伙子，以后全军的雷达就都交给你管了。”他一愣，自己并不了解雷达，必须学习啊。

    那时的张履谦一切服从国家的需要。他在194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愿为天下劳苦大众牺牲自己的一切。分配到军委后，他就开始学习有关雷达的知识，业余时间经常是属于雷达的。经过12年的刻苦努力，他攻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编写的英文全套28册《雷达丛书》，为他从事雷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张履谦说：“我的一生都是组织上怎样安排我就怎么做。”

    正是在服从分配的任务中，张履谦边学边干，而且干出了名堂，成为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干出名堂

    学习之后就得在实践中应用。

    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为割断志愿军的供给线，派B-29飞机在鸭绿江沿岸狂轰滥炸，并施放电磁波干扰，使我军雷达不能发现目标，难以引导空军作战。张履谦奉命赴前线解决雷达抗干扰问题。经过研究，他采用了雷达收发设备同时快速变频、使用瞬时自动增益控制和多站雷达交叉定位等措施，有效地解决了抗干扰问题。

    在当时战地器材极缺的情况下，张履谦采用罐头盒制作电容器、用拉杆麻绳作联动装置，制作了雷达收、发设备同步跳频装置。这种装置虽然简陋，但能够解决问题，至今依然是各种现代雷达抗干扰的基本手段。

    张履谦在雷达接收机上加装瞬时自动增益控制电路，防止强干扰掩埋弱信号，提高了雷达发现目标的能力。他利用多站雷达测得的干扰方位角，以几何定位的原理测得了目标的坐标。

    学以致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张履谦成长的“诀窍”。

    实践成长

    1957年，张履谦被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与了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由大到强的奋斗历程。他和同事边学习边实践，成功仿制出边扫描边跟踪体制的导弹制导雷达——红旗一号。

    1962年，在我国“两弹一星”研制的关键时刻，美国U-2高空侦察机频繁进入我国领空刺探军事情报，并携带干扰机干扰我地空导弹雷达站，张履谦向军委总部出谋献策，并亲临改装雷达，研究击落美国U-2飞机。

    倚仗着飞得高和远，U-2飞机在中国领空大摇大摆四处拍照。摸清了它的航路后，中国导弹打下了一架。而后美国人在U-2上安装了电子接收机，中国雷达一开机它便溜掉了。为此我方采用开机迅速打的“快打近打”策略，又先后打下了两架。之后U-2又带了干扰信号发射装置，发射假信号，使我们的雷达误判、导弹偏离轨道。我方又通过改变雷达体制和加强抗干扰技术，打下了美国第四、第五架U-2。再往后，美国U-2就不敢到中国大陆来了。

    也正是在与U-2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张履谦与同事使中国的红旗一号雷达发展到水平更高的红旗二号雷达，批量装备了部队，成为我军主战装备，之后又研制了多种先进雷达，推动了我国雷达技术的发展。

    功勋卓著

    20世纪70年代末，张履谦领衔研制我国通信卫星工程中的微波统一测控雷达系统和超远程引导雷达。在高端仪器缺乏、器材无法引进等困难条件下，他与同事自力更生，研制出了全部国产化的设备。

    他还参加了我国气象观测卫星、通信广播卫星、对地观测卫星、导航定位卫星、数据中继卫星等研制，是中国第一代卫星导航系统的策划者之一。1984年，他和国内专家一道，提出在我国建立双星定位系统（即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议，得到了中央批准和实现，揭开了我国建立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序幕。他还是最早向国家提出建议中国建立载人航天、空间站工程的科学家之一。

    张履谦为我国的雷达技术、电子对抗事业、空间技术和航天事业，作出了显著成绩和重大贡献，聂荣臻元帅曾赞誉他是“国防科研战线上优秀技术指挥员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