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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下漫笔
胡一峰
日前,北京市公布了第一批历史建筑,共429处建筑物,最受媒体关注的10处中,有一处位于东旧帘子胡同的两层砖木结构楼宇,结构完整,保存良好。这里就是民国时期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昔日的诊所。
施今墨是浙江萧山人,出身官宦之家。祖父曾在云贵当官,他也出生在贵州,故取名“毓黔”。十几岁就跟着舅舅李可亭学医。1902年,父亲到山西任职,施今墨也被送到山西大学堂读书。没过多久,因为带头反对校长李提摩太,施今墨被学校开除。后来,又辗转到山西法政学堂、京师法政学堂读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革命家黄兴,并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了一名革命党人,为国家民族命运而奔走。
辛亥革命成功后,施今墨协助黄兴制定《陆军刑法》等法典,还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长、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等职务。虽然他有满腔热血,却苦于社会腐败,壮志难酬。1921年,改名“今墨”,以墨子兼爱之道,悬壶济世。一代名医就此诞生。
施今墨是一名中医,医学又得自家传,深受传统医学漫长文化传统之熏陶。但是,与一般以医学为饭碗的人不同,施今墨出身士绅之家,基因里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早年接受的又是新式教育,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与孙中山、黄兴等先锋人物为伍。离开政坛之后,他依然关心时局,还担任过冯玉祥部队的医学顾问。1924年,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风月良宵不解愁,车尘碌碌几时休。山如时局不平起,水入川原就下流。赋重年荒田野秽,人逃室毁犬鸡留。烽烟天接迷阳地,何处人间有自由?”满满都是对国计民生之关切。
作为一位经历了时代精神洗礼的中医,“开放”和“务实”是施今墨医学思想和实践最重要的关键词。所谓“开放”,即不守中西门户之见,兼容并蓄,但开放包容并不是杂糅或放任,而是在务实的态度上,以治病救人为医学最根本之准绳。通俗地讲,怎么有利于病人,怎样疗效更好,就怎么办。
施今墨有记随笔的习惯,平日所思所悟,总会在纸片上随手记下、保存起来。在一则随笔中,他明确说,“我本是中医的革新者,不革新便无进步。……在社会上,仅认为我是一个能治病的名医大夫,浅之平视我矣。”可见,“中医革新”或者说赋予我国传统医学以时代的活力,是施今墨一生追求的目标。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也就是施今墨专事医学之初,他就明确提出了“中医科学化、中药工业化”的口号。1932年,施今墨和同道一起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当时,中医学论争如火如荼,“国医”这个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正是中医界用来对抗西医“科学”话语的法宝。
然而,在施今墨这所以“国医”为名的学院中,不仅有中医基础和临床课程,还开设了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细菌学以及日文、德文等课程。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培养中西医融合的人才。显然,这和他提出的“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的思想是一致的。
当年,施今墨的观点和做法曾遭到攻击,被认为是不中不西、不驴不马,但施今墨目标坚定,不为所动。如他所言,“我40年来一贯的主张,就是让中医药彻底地受一次科学的洗礼,然后才有普遍的用处;才可以永远的存在一切;中西医的纠纷、不团结都可以没有了。”
1936年,施今墨在华北国医学院创办了《文医半月刊》,次年,在该刊周年纪念专辑中,施今墨再一次大声疾呼,希望医学界打破门户之见,拿疗效来检验医术。“吾人研究学术,应将畛域之见除去。无论中医西医,其理正确,治疗有效者,皆可信任之;反之摒弃不用可也。”为了推动中西医学互鉴,施今墨主张中西病名统一,他不但在《文医半月刊》上刊登《中西病名对照表》,而且身体力行,研制出了“气管炎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丸”“高血压速降丸”等以西医病名命名的中成药,令当时的中医界刮目相看。
毋庸置疑,“看疗效”是施今墨医学的基本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理论。相反,他一直认为中医的发展离不开理论根基,只是这种理论不能停留在玄而又玄的话语迷雾之中,而应加以科学的研究和梳理。他认为,“当次科学发达之秋,自应舍去吾国医学陈陈相因之玄说奥理,而走向科学化一途。”因此,对于浩如烟海的古代医书,必须“以科学方法阐明之,沟通之,整理之而辑述之”。
直到1957年,在《科学院设立中医学理研究所的意见书》中,施今墨依然大声疾呼:“在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最高学府科学院却没有成立中医理论研究所是不正常的”,中医的地位取决于中医的理论基础在科学上能不能站稳,“这样的工作,一定要在科学研究的浓厚空气中才能做得出色,也必须在科学家的队伍中切磋琢磨才能做得细微,也必须在现代化科学研究机构的良好设备,妥善规划的物质基础上进行,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他还说,“有人认为中医只有一大堆经验,还不是科学,那么,科学院如果不否定这份丰富的遗产的话,也是有责任把它从经验提升到科学上来。”
施今墨这般心胸的中医之存在,证明了传统医学的生命力。我们不妨抽空到东旧帘子胡同走走看看,在施今墨诊所旧地重温诊所主人振聋发聩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