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博

    1919年，《新青年》喊出的“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五四运动的旗帜。100年来，“赛先生”成为推动中国改换面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五四”百年之际，回顾风雷震荡，我们更理解中国科学进步百折不挠的源动力，更敬佩先贤为后人铺路的勇气与卓识。

    “赛先生”唤起一代代青年

    “100年前，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讲话中说，“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

    数学家和科普专家王渝生说，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1月15日，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六卷一期上提出了“赛先生”和“德先生”，并说“我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从而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赛先生”作为这场运动的大将，冲击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统治、破除了教条与迷信的束缚，极大解放了青年人的活力。

    王渝生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20世纪初，西方科学如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出现了很多翻译本，西方科学被一律叫做“格致”。而“赛先生（science）”这个词基本上是1919年，经过陈独秀上述一段话，才为广大中国人所知晓。

    “‘赛先生’到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可概括为‘四科’：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王渝生说。

    早在清末，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就被有识之士特意提倡。而五四运动更进一步，点燃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火炬。

    王渝生说，“五四”之后为“四科”而努力奋斗，取得成功的人比比皆是。詹天佑成为时代偶像——不光是某一行当的专家，也是爱国者和思想者。他们不畏艰难，愿意为科学和民族献身的故事，感动了一代代年轻人。

    “1930年代到1940年代，国难当头，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出现了一批出色的学者。”王渝生说，他们正是秉承了“赛先生”精神，并传递给下一代年轻人。

    王渝生记得，1956年毛泽东提出“向科学进军”。当时读中学的他，开动脑筋画了一张“科学号”机器草图。那是一辆大卡车，前后两张嘴，吃进去泥土石头木头，拉出来的是高楼大厦。他想要用科学的力量“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王渝生当时的榜样是科学家汤飞凡。汤飞凡用自己的眼睛做实验，在1955年发现了沙眼病原体。王渝生说，“赛先生”的感召，让他走上科学道路。

    “一直到今天，我取得一些成绩，就是因为尊重‘赛先生’的教导。”王渝生说，“现在我76岁了，还在做科学普及，也是要为‘赛先生’服务。我想我会永远跟随‘赛先生’，直到生命终点。”

    时势造英雄

    科学的重要，被我们视做当然，但这是“赛先生”努力的结果。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技术史系副教授罗兴波说：“科学进到中国来，很多排外的保守派是反对的，民众接受也用了很长时间。百年前，普通人没觉得科学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所幸有一批精英知识分子，看到了科学的巨大价值。今天，‘科学与生活密不可分’已成为我们的共识。” 

    1919年“赛先生”开始被中国人推崇，与清末教育革命有关。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说：“中国1904年推行新式学堂，1905年废除科举，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1904年后接受新教育的年轻人，知识结构则完全不同，世界观改变了。十几年后他们成长起来，面对死气沉沉的局面，为了找寻出路，开始发声。”

    19世纪末已有中国媒体宣介科学。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文章中已经开始赞颂科学。清末科学教材全国印刷流通，普及了新知识。1915年中国科学社成立；致力于在中国传播新知的《科学》杂志同年发刊。

    王扬宗说，中国科学社的教授是后来支持“赛先生”的主力。他们多为留美和留欧学生，许多人跟世界一流科学家工作过，比起只能从书本上感受科学的清末的徐寿那批人，新一代更明白科学是怎么回事。

    罗兴波指出，尤其是1909年开始的“庚款”留美学生，基本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回国后成为促进科学的主要力量。“《新青年》一开始还是竖排；《科学》则是横排。”罗兴波说，可见《科学》之新派。

    1917年，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翻译欧洲人的演讲说：“中国长期受保守主义之统治，进步缓慢不足为怪，当前急务是要普及科学精神，尔后才有进步可言。”任鸿隽认为“其说颇针发吾国人症结而药之。”可称之为“赛先生”的先声。

    陈独秀激情肆意的文章，最大的意义，是让“赛先生”从精英书斋走向普罗大众。而且陈独秀指出科学可以解决精神问题，这种说法对去除中国过去的迷信和神学愚昧是有利的；也奠定了后来中国人对科学的敬仰心态。

    “新文化运动那批文章，比现在的人写得更漂亮，很有青春朝气。”王扬宗说，“青年人的激情，一是因为学的全是新东西，很难忍受旧东西；二是他们在进化论影响下，认为努力才能生存，都力图发出最强音。”

    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

    “科学跟国家盛衰贫弱有关系”的观念兴起于维新运动，此时国家存亡成了问题。陈独秀并不“独秀”。王扬宗说，任鸿隽、赵元任和蔡元培的科学观，都是培根式的“科学就是力量”。这代学人接受19世纪欧洲主流观念，相信科学攸关国家富强。

    “五四”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五四”后，中国的科学体制建设迎来重要阶段，较快吸收了西方科研体制的优势，助推一批学术自主的大学与机构诞生。“与工业结合的现代教育科研体制，欧美也是20世纪初才建立起来。中国很快引进。如果没有五四运动，能否有此进步很难说。”王扬宗说。

    1937年的抗战打断了科学进程。尽管也有茅以升等科学家，有西南联大的传奇，但中国科学总体薄弱。所幸1940年代后期不少人才留学海外，为后来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奠定基础。

    王扬宗说，1949年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学。国家的科教体制十年就建立起来，分为“五路大军”——中科院、高校、行业、地方和国防。国家的科技投入、教育规模、科研人数是民国时期不可比拟的。当初中央研究院经过20年发展，只有14个研究所。大的所几百人，许多所只有十几个人。新中国成立后光一个航天系统，就是几百个研究所，几百家工厂；中科院有一百多家研究所。那个时期涌现出不少成果，比如“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华罗庚陈景润的数学工作等等。

    王扬宗说，1978年的科学大会摘掉了科学家的政治包袱。1990年代后期中国科学开始崛起。当时领导层普遍是学习理工科出身，对科学的认识更深刻。1995年确定科教兴国战略，1998年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科研投入年增两位数。

    “最近20年，是中国科学发展最平稳、条件最好的20年。科研条件，师生待遇都很好。有的机构经费接近甚至超过国际一流。因此这些年成果更多。”王扬宗说。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习近平在4月30日的讲话中说，当今青年应“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创造贡献国家”。

    “回顾百年，科学的引入成绩明显。科学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罗兴波说，“新中国成立后自上而下地推动，普及科学的组织效率比较高。但在科学精神和文化上，我们还有缺失。”

    王扬宗认为，科研条件逐渐改善后，科研制度改革和科学文化建设的意义越发重要，这项事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完成。

    “近几十年，我们的科技成就更大，但是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赛先生’的口号还要继续喊。”王渝生说，“要解决钱学森之问，要产生出一大批科学大师，这是我们对于今天继承‘五四’精神的最大希望。我们还要在‘赛先生’的教导和指引下，为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