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火灾之后，摆在法国政府面前的，就是修复工作。可能耗时漫长，好在有所参考——瓦萨大学艺术学院一位副教授已经完成了对其的数字化扫描工作。数字世界中，巴黎圣母院的塔尖依然耸立。

    “这是我在这场灾难中听到的唯一感到安慰的消息。”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李志荣18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灾难给我们的警醒是，保护文物本体永远是最重要的工作，没有之一；而且，对文物的数字化记录必须赶快进行，特别是对于世界遗产级别的文物，要真正记录到一旦损毁可复原的程度。”

    其实，再好再完备的记录，都不可能替代文物本身。但用数字化技术凝固下当时当刻的信息，却可在灾难后，成为对文物进行修缮、保护和研究的重要参考。

    目前，激光扫描技术、多图像三维建模技术和摄影测量技术等，已经全面应用于以古建筑为代表的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这些技术的介入，也使得精准保真地记录文物的“形、色”信息成为可能。

    所有的文物、建筑都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数字化记录。但受制于种种因素，世界上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成了他们全部文物的数字化。李志荣表示，古建筑数字化的难点在于，建筑是人类活动的舞台，是最复杂的文物。对中国的古建筑来说，要对其进行数字化，就要对建筑群所处的环境、建筑群的布局、单体建筑的结构、建筑的彩塑壁画等附属艺术、历代留下的碑刻记录等一应文物和信息全部进行数字化采集和记录，这需要综合的技术组织才能完成。

    更何况，有些古建筑的数字化确实非常困难，比如有复杂的斗拱或浮雕的古建筑。而且，数字化技术除了要留住文物本身的信息，还要服务于文物保护方案设计、修复效果的仿真实验、文物演变推理、微小变化分析、影响文物变化因素分析等。“很多技术都还在探索阶段，任重而道远。”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刁常宇表示。

    目前，我国对古建筑古文物的数字化保护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有关部门已经越来越重视。李志荣介绍，在近10年的时间里，浙江大学就做了上百个案例，包括须弥山石窟考古、云居寺雷音洞考古、云冈石窟第三窟的数字化记录和3D复原，以及西藏阿里托林寺白殿的壁画记录等。

    刁常宇最近在美国也接触了一些做中国考古研究的学者。“他们对中国文物数字化发展的速度非常吃惊，认为中国的潜力无限。”这是因为，中国的此类工作大多是由规模化团队实施，也得到了国家支持。“不过，国际上的文化遗产数据库标准、文物数据知识产权的法律完善程度、文物数据共享利用的意识等都比中国先进很多，我们也要虚心学习。”

    其实，认识到数字化的重要性，是开展古文物数字化最重要的事，也是最难的事。李志荣说，一旦认识到位了，相应的工作就能跟上，包括技术的研发、经费投入、标准建立和人才培养等。

    “中国广大的文物，还没有类似巴黎圣母院级别的详实的数字档案，所以我们必须强调，必须呼吁赶快做。”李志荣反复强调“记录”，特别是档案级别的记录。她深知，地、水、火、风都不可预测，而文物太脆弱了，抢救文物信息的时机，也可能稍纵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