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视点

    32岁的玛丽（化名）居住在希腊雅典，她做梦都想拥有自己的孩子，但她的卵子质量太差，4次体外受精（IVF）均以失败告终。万般无奈，她求助于一项极富争议的技术——使用另外一名女性的DNA。4月9日，她成功生下一名体重2.9公斤的男婴，这名婴儿也成为应用此项技术治疗不孕症而诞下的首名“三父母”婴儿。

    玛丽圆了自己做母亲的梦，但将线粒体移植技术应用于辅助生殖却引发了一些争议。医学伦理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翟晓梅教授对科技日报记者强调说：“在线粒体移植技术应用于辅助生殖时，公共政策需要选择更为谨慎和负责任的做法。”

    圆梦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报道，这一试验由来自西班牙的“胚胎工具”（Embryotools）公司在位于雅典的生命研究所进行，因为西班牙不允许开展此类手术。

    该技术被称为“线粒体核转移技术”（MSF）：将母亲的细胞核转移到捐赠者已经移除细胞核的卵子中，然后，该卵子与来自父亲的精子一起受精，得到的受精卵再回到母亲的体内。由此产生的孩子将拥有来自母亲和父亲的基因以及来自捐赠者的少量基因。

    英国《每日邮报》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该男婴的诞生标志着治疗女性不孕不育的重大突破。

    手术负责人、“胚胎工具”公司联合创办人努诺·科斯塔-博尔赫斯博士表示，这一技术可有效治疗不孕症，“有些病人很难接受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这一事实。对他们来说，新技术不啻为一个福音。”

    福音还是亵渎？

    这一做法却遭到了英国牛津大学伦理学教授塞萨·帕拉西奥斯-冈萨雷斯的强烈批评：“这不是在治疗不孕不育，这是在亵渎人类基因。”

    新技术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原因在于，这项技术最初是为了避免母亲将线粒体疾病遗传给孩子。借助该技术诞下的首例“三父母”婴孩于2016年出生于墨西哥，也是一名男婴，其母亲携带Leigh综合征基因，这是一种与线粒体内基因相关的致命神经疾病。

    而现在，西班牙和希腊研究人员将这一技术应用于治疗不孕症，其中潜在的风险让不少科学家忧心忡忡。因为，这名新生婴儿99%的基因来自自己的父母，但仍有1%的基因来自捐赠者。

    牛津大学的蒂姆·奇尔德说，线粒体转移技术会带来何种风险目前还未完全厘清。动物实验表明，来自捐赠者的线粒体DNA与来自母亲和父亲的DNA之间不匹配，可能导致婴孩加速衰老，并影响代谢致其肥胖。如果该技术被用于治疗线粒体疾病，风险或许还可以接受，但最新试验并非如此——母亲玛丽没有线粒体方面的疾病。

    此外，“三父母”婴儿也面临伦理争议。反对者认为，这项技术让一个孩子拥有两个“生母”；同时也干预了人类基因的遗传过程，会对人类的进化产生影响。

    不过，支持者表示，虽然听上去有三个父母，婴儿的基因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捐赠者，且线粒体主要是为人体提供能量，孩子的身高、眼睛颜色、智力等其他个人信息不会变化，就好比给手机换个电池。

    谨慎而负责地使用

    一边是渴望拥有孩子的母亲；一边是新技术存在的未知风险和伦理争议，该如何平衡和协调？

    翟晓梅说：“在伦理学上，对以治疗为目的的生殖系基因修饰存在一定争议。支持者认为，我们有责任使后代免受遗传病的痛苦。反对者则认为，生殖系基因治疗在理论上有难以估计的高风险，一旦干预失败，对患者本人和他们的后代都会造成不可逆的医源性疾病，而且这种伤害会遗传下去。此外尚存在其他不确定的因素，包括目前尚无确切的风险评估方法。生殖系基因治疗还可能导致纳粹优生学（eugenics，国家通过强制改良人种），以及社会不公正、基因歧视等现象。目前，在我国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禁止出于生殖目的的基因操作。”

    但2016年，英国批准使用线粒体核转移技术进行生殖系的基因治疗，以预防线粒体病在后代身上发生，这一事件率先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是否意味着伦理学立场的妥协？

    翟晓梅解释说：“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缺口，因为线粒体DNA与核内基因组是相对隔离的，且在整个DNA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即便线粒体移植发生负面作用，对基因组的影响也不大。在英国国会批准该临床应用前，英国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学理事会进行了详尽的伦理讨论和政策研究，提出了立论有据的研究报告，并经过英国社会各界广泛而充分的讨论，才批准了这一个案。因此，在对疾病的严重程度与技术可能的风险进行评估，以及经过广泛的学术界和公众讨论之后，谨慎的个案或许是可以得到伦理学辩护的。”

    翟晓梅最后指出：“想要有自己后代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线粒体移植技术应用于辅助生殖技术时，伦理学还要考虑对后代的潜在影响和伤害，因此公共政策需要选择更为谨慎和负责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