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中午，当第一时间获悉您走了的消息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见过您，那是在2015年1月9日。作为“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您坐在轮椅上，被缓缓推向人民大会堂颁奖台中央，接受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我曾近距离拍过一张您领奖前的照片。坐在轮椅上的您面含微笑，一脸谦逊，被人推着从普通入口通道进入会场，没人注意到您就是当天的大奖获得者。

    虽然写过关于您的报道，但是很遗憾，我并没有直接采访过您。报道您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是我从业以来最特殊的一次采访。您生前的同事、挚友、学生甚至家人都来了，独缺作为主角的您。

    身边人倒不觉得意外。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您生前特别喜欢的格言，也是您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作为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1961年1月，您迎来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从此，名字“隐形”长达28年。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您和团队形成的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完整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功不可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您和邓稼先先生给中央打报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进程的建议。正是这封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我国才争取了宝贵的十年热核试验时间。此后，您又未雨绸缪提出，用计算机模拟等新的方式开展深入研究，确保库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性。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您。您选择的核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生前您曾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现世安好，我们要感谢包括您在内的“隐形”科学家，为挺起共和国脊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付出的巨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