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 历

本报记者 陈 瑜

    “穿越南极格罗夫山，冰缝是每个穿越者可怕的梦魇。冰裂缝具有隐蔽性，当天气不好，特别是白化天时，冰缝雪面简直无法辨别。”坐在办公室，70岁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刘小汉语气平缓地讲述20年前经历的第一次南极格罗夫山之行。

    即使经历了最心悸的告别，一年后，刘小汉再次前往这块神圣而可怕的山地，取得大量科学数据。

    格罗夫山地区地处东南极内陆冰盖伊丽莎白公主腹地，位于我国南极中山站和昆仑站之间，它是南极大陆上极少数有山脉峰峦凸露于冰盖的地区之一，隐藏着众多关于全球地质变迁、气候变化、行星运行的远古秘密，但也隐含重重危机。

    1983年9月，我国第一座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首任站长郭琨代表我国参加南极第十二次协商国会议，临表决时，主席一敲大槌，请缔约国到门外喝咖啡。回国后郭琨呼吁，“建站与否，不是小事情，它关乎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

    南极的科学价值被更早认知。

    早在1957年，我国著名气象学家、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就首次提出：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要研究极地。极地的存在和变化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

    1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南极大陆是天然实验室，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放大器”，在这里，可以读到地球的昨天、今天甚至明天。

    1984年11月19日，我国开启首次南极考察，任务是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长城站。

    591人里，作为当时刚毕业回国的留法博士，刘小汉是被“拔尖”入队的。

    因为是首次南极考察，没有任何经验，出发时包括刘小汉在内的队员们都签下了“生死状”。搭乘的“向阳红10”船上甚至备有一些大的塑料袋，准备队员万一牺牲了就往袋里装，然后放在船底冷库冰冻起来。

    1984年12月26日，船只抵达乔治王岛。因为“向阳红10”船既不是破冰船也不是抗冰船，这意味着必须赶在南极夏天结束前完成建站并撤离。

    为了建站，无论是科学家、机械师，还是后勤人员，都成了“建筑工”。他们住在尼龙充气帐篷里，每天早晨五时左右，郭琨开始挨着各个帐篷吹哨子、掀睡袋叫起床。

    “寒冷，饥饿，极其疲惫。”刘小汉上山下乡时曾在西藏呆过4年，自认吃过很多苦，但生命中最苦的一段时间却是参与长城站建设：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平均一天睡四五个小时；吃得很简单，营养不足；睡袋外面结上厚厚的冰，寒冷浸透心脾。

    1985年2月20日，长城站落成。除去登陆后卸货的20天，长城站建设时间只有20天。而有些国家建考察站用了三年多。

    在长城站主楼前，队员们竖立了一块路标牌——17501.949公里，这是长城站与北京的距离，也是我国通往南极科学国际俱乐部的征程。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南极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在南极基础建设、文化宣传、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可持续利用、全球治理、国际交流与合作等领域均取得了重要成就，并为南极全球治理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包括初步建成南极考察基础设施体系；大力开展南极文化宣传和科普教育；持续提升南极科学研究水平；有效保护南极环境和生态系统；积极参与南极全球治理；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让刘小汉特别感动的是，长城建站完成后，郭琨给科考班的5个人留出3天时间，用于野外科考。这也是我国首次依托自己的考察站开展独立科考。

    2017年，我国政府首次发布的白皮书性质的南极事业发展报告显示，多年以来，我国在南极冰川学等领域取得一批突破性成果。我国科学家在南极科研领域发表的《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数量从1999年的19篇上升到2016年的157篇，目前位居全球前10位。

    “以前，我们更关心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事，现在视野更加国际化。”自然资源部极地考察办公室原主任、自然资源部海洋-大气化学与全球变化重点实验室主任陈立奇说，我国正在倡议以我为主导的全球性国际大科学计划——“三极”计划，扩大我国科技影响力，提升我国应对区域与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外交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