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唐 婷

    经历过严冬的人，更容易感受到春天的温暖。40年前的那个春天，对科技工作者而言，尤为不同。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那一刻迎来了命运的转折。

    1978年3月某日的上午，徐匡迪正带着工农兵学员在上海第五钢铁厂进行炉前劳动。突然，喇叭里传来声音，让他去厂部办公区一趟。当时，他的身份是上海工业大学一名工作了近20年的助教。

    到厂办后，他被通知马上去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就是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后来其被视作“科学春天”的序幕。

    40年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接受《中国科学院院刊》采访时曾说：“像我一样的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在科学的春天里，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在随后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大家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努力学习和工作，大展身手，践行了中国知识分子‘知识报国’的理想信念。”

    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翻身了

    尊重知识、崇尚科学，现在看来已是常识。可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当邓小平同志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两个论断时，不啻为一声春雷。

    在很长一段时间，知识分子的地位处于“左右”摇摆的状态。而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这一问题更是愈演愈烈。对此，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赵忠贤有着切身体会。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曾回忆过自己在“文革”时的遭遇。那时，他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参与一项国防任务。虽然这项工作十分辛苦，但他依旧努力完成。可在和别人因工作的问题而发生矛盾后，竟被骂“你个臭知识分子！”

    那十年，科技领域成了重灾区，我国的科技体系和组织体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其中就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如何把科技工作搞上去的问题又摆上议事日程。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于是有了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和召开。

    “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把科学技术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科技领域开始全面复苏。”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柳卸林表示。

    在科学的春天里，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开始摆脱精神的枷锁，迎来政治上的翻身解放。为了彻底清除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1978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发出了《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该意见要求，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其内容包括对知识分子队伍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估计；继续做好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要对知识分子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努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等。

    从恢复元气到提出“面向、依靠”方针

    不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全国科学大会还审议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八年科技规划》），勾勒出一幅奋斗蓝图。

    1978年以前，我国继承了苏联计划式的科技发展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国防科研是相互独立的结构单位，通过计划手段来组织协调科技项目，实施技术转移。

    随着国家战略重点向经济建设方向转移，科技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也开始向经济建设方向调整。1980年12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肯定了全国科学大会后我国科技工作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

    紧随其后，“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简称“面向、依靠”方针）在1982年被提出。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国务院成立了科技领导小组，从宏观和战略层面统领全国科技工作；对科研机构管理制度和职称制度进行了改革探索，一些科技人员开始走出院所和高校的“围墙”。

    同样在1982年，当时的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对《八年科技规划》进行了调整，制定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科学技术攻关项目》。这是我国第一个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国家科技计划。该计划自1983年实施以来，在科技促进农业发展、传统工业技术更新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科技向经济靠拢的过程中，有着强烈计划色彩的科技体制逐渐表现出不适应。比如，科研机构由政府直接控制，缺乏自主性；行政干预过多，不利于科研人员发挥主动性；科技研发以任务为导向，缺乏经济利益的激励等。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顾淑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过程其实是个‘试错’的过程，在‘试错’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将指导后续的改革工作。”

    改革正式进入全面启动阶段

    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的背景下，作为全面改革的一部分，科技体制改革随之被提上日程。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颁布。这标志着，经过1978年以来的探索和酝酿之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正式进入全面启动阶段。

    《决定》指明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首当其冲的便是拨款制度的改革，按照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实行经费的分类管理。比如，对技术开发类的科研机构，在三五年内逐步削减事业费，直至完全或基本上停拨；对基础类的科研机构，拨给一定的事业费，实行基金制，通过基金对项目给予支持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是拨款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198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度正式诞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李静海曾撰文指出：“这是我国科研经费从‘计划分配’向‘竞争择优’过渡的一个里程碑。”

    开放技术市场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技术成果是不是商品，一度是有争议的。而这次改革，在政策和法律层面都承认了技术成果也是商品，提出建立按照价值规律有偿转让的机制。”柳卸林指出。

    此项改革措施一时间让技术市场异常火爆，当时的市场反应给柳卸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道，一些地方纷纷盖起了技术市场交易大楼，看上去比当地科委的楼还要漂亮。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中国经济体制开始迈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在这种形势下，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随之有所调整。1994年，当时的国家科委等联合发布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

    “新的改革方针被概括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一方面，稳定支持少部分的基础性研究和基础性技术工作；另一方面，大量放开、放活技术开发机构、社会公益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等。”柳卸林说道。

    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要求，人员分流和结构调整被视作是体制改革突破的关键。在新形式下，科技体制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