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新药创制专项走过十载，推动着我国医药产业由仿制到创新的转型升级。但遗憾的是，数十种获批上市的国产Ⅰ类新药中，没有一个靶点是自主发现的。意即，当前我国新药研发总体是在国外发现的作用机制、靶点基础上“跟跑”出来的。而在缺乏创新链前端探索能力的语境下谈新药研发，终究算不得“自主”。

    作为一项基础研究，寻找新靶点、新机制投入大、周期长，比如刚刚摘得诺奖的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从发现PD-1分子到相关药物问世，用了26年时间。因而这项工作主要依靠科研机构和大学，各国也都在这么做。至于我国至今靶点难寻，固然有新药研究起步不过十多年的因素，却不足以成为必然——与当前其他领域基础研究面临的问题同理，科研人员很难豁出去，去探索一种高度不确定性；他们更愿意选择一种相对确定性，即沿着国外已有的、领先的方向，这样容易出成果、发论文。

    源头创新能力是医药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说一千道一万，国产创新药的突破还得从靶点的发现做起。这是一个关于如何把冷板凳坐热的宏大课题，也是新药创制待解的最大难题，更是当前我国整个科研领域亟须直面的共性问题。

    靶点是新药研发的基础，一个靶点可以成就一个产业。那么，假设现在已有一个我国自主发现的新靶点，国产创新药产业能就此上个台阶吗？答案还是未必。从发现靶点到一款新药问世，仍然是一个高风险对应高回报的过程，比如在美国，这条创新产业链有着成熟的体系和分工，而我国这一体系刚具雏形。在现有产业环境下，“放长线”做原创新药不及做仿制药的小投入赚快钱来得划算，企业的逐利性当然不允许其把目光放得长远些。

    没有原创新药，医药产业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便无从谈起。国产创新药亟待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孕育和孵化，包括如何引导科研人员静下心来做基础探索，如何理顺成果转化激励奖励机制，如何营造鼓励原创的产业环境，以及提高新药审批速度，适当延长新药专利保护期，给新药上市一定政策扶持等方方面面的环节，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