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 科技先行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徐 康

    十月中旬正值水稻收割时节。站在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太平镇万亩稻田的地头上，一片片金黄色的稻子被稻穗压弯了腰，微风拂过，稻香袭来。这一切，让临沂市永平水稻研究所所长王永平喜上眉梢。

    “得益于雨水润泽和技术助攻，今年太平镇水稻的产量可望创造35年来的新纪录，亩产1300斤—1400斤没有任何问题。”王永平说。更让他自豪的是，眼前的丰收景象，离不开扶贫人的功劳——他在15亩的自家土地上种植了超过100个品种的水稻，这些稻种走出小院，成为当地万亩稻田基地的主力，不仅填满了当地农民的饭碗，更成为品牌，撑起了老百姓的钱袋子。

    水稻是亚洲许多国家的主粮。亚洲水稻的播种面积占世界的九成，而中国的水稻播种面积居世界第二。在中国人的口粮中，水稻也占到六成。不过，在很多人印象中，水稻一般种植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革命老区临沂能产水稻？

    临沂以种植小麦、红高粱、谷子等作物为主。在河东人记忆中，由于本地土地低洼，旱涝灾害常发，粮食产量很低，遇到重大自然灾害更是颗粒无收。1963年，当地由种旱田改为种水稻，当年亩产量达到500斤，“稻改”一举成功。在记者手头一份几十年前、泛黄的《人民日报》上，以头版头条的形式记录了这一场“稻改”革命。

    但在60岁的王永平看来，河东“稻改”，从一炮打响到如今的再创纪录，中间经过三次改革，“没有这些改革，河东水稻到不了今天，更撑不起农民的腰包。”

    适应于平原地区中等田至肥田的“日本晴”品种是河东在1980年左右引入的新品种之一，也是“稻改”成功的因素。当地人拿着外来品种与当地品种杂交改良，同时配以田间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从而完成了第一次革命。

    王永平学历不高，但偏爱钻研技术，自学成才，成了远近闻名的“土专家”。他明白，由于水稻生长的特殊性，从事水稻研究经常不分昼夜，每个品种组合的选育杂交、调查的数据、各个有苗头品种的考察和筛选、科研试验用地安排、跟进播种情况、指导秧苗田间管理、插秧抛秧等都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水稻品种改良的过程是漫长的，通常确定一个杂交品种需12年，一个常规品种也要8年。基于此，王永平也养成了习惯：白天穿梭于水稻田间调查，晚上分析、思考。

    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了35年。35年足以改变些什么？王永平实施的水稻高产项目，经山东农业厅专家实测，亩产量达721.69公斤，比预定目标超出21.69公斤，拿到了省水稻高产冠军。

    孙运建是丰田联合社理事长，如今合作社的2000亩优质水稻正等待丰收，“普通种植户种植面积小，效益低，很多人也都不愿意种植水稻了，村民把土地全托管给我们，水稻丰收后年底进行分红。”

    合作社针对痛点而生。长期以来，忽视大米品质、种植技术落后、机械化发展慢、村民种植意愿低成了阻碍河东水稻产业发展的四座大山。孙运建看得明白，合作社模式是一种双赢：一方面，村民无需打理直接享受分红；另一方面，合作社统一进行科学化管理、机械化作业，效率质量双提升。太平镇的“土专家”也没闲着，一边在改良品种上下功夫，一边鼓励水稻种植大户成立合作社，实行大规模机械作业。

    “土专家”+合作社组合改变着现实，也完善着太平镇的水稻产业链。“从一粒好种子开始，我们将它种到大田里，便进入机械化育苗阶段，紧接着，直升机、无人机等现代技术介入大田管理，此后，技术人员全程管理；机械化收割并不是终点，因为全自动烘干之后，打上‘太平香米’的牌子，我们进入市场营销环节，为老百姓换来真金白银。”王永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