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最严环保治理迅速推进，不少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权益保障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但其解决进程，却远远滞后于问题被发现的过程。”

    近日，湖南衡阳市衡东县“儿童血铅超标”诉讼案再审达成调解。历时4年，该案7名原告、血铅超标儿童家长已经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签署调解书，他们最终获得了4—9万元不等的赔偿。

    这起环境污染维权案例走到今天，可谓一波数折。最早可追溯到2014年，有媒体对衡东县大浦镇血铅事件进行了曝光，这才揭开了当地环境污染及对大量儿童造成伤害的盖子。当时的调查显示，在只有4万余人的大浦镇，血铅超标的儿童数量超过300人，其波及范围之大，让人触目惊心。

    然而，当地血铅超标儿童家长的维权之路并不顺畅。2016年，衡阳市中院维持了衡东县法院的一审判决：13名原告中，只有达到中度铅中毒（250ug/L）的两人共获得了26372元的赔偿。对比来看，这次判决中7名原告、血铅超标儿童家长最终获得了4—9万元不等的赔偿，已算是一种胜利。但之于维权过程中的艰辛，血铅超标对孩子的伤害，及后续治疗所需要的费用，这样的赔偿额度，依然难言是真正的胜利。

    跳出个案来看，衡东县血铅超标儿童家长的曲折维权过程，反映的正是当前污染健康损害赔偿机制缺乏下，环境污染受害者维权所遭遇的一种普遍困境。近年来，最严环保治理迅速推进，各地的环境污染治理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与此同时，不少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权益保障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但其解决进程，却远远滞后于问题被发现的过程。该起案例就是一个缩影。

    其实，不只是赔偿机制缺乏，环境污染对人的健康损害的风险评估和证明，同样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早在2014年，《科技日报》头版就报道，重金属的风险评价发展在我国方兴未艾，已经越来越融合环境监测、生物毒理、数学建模、统计分析等各方面的技术。但相对于重金属污染的监测、毒性测定、处理技术而言，我国的重金属风险评估研究做得还很不够，如何判断某一区域是否有重金属伤人的风险，存在标准上的争议。

    也正因为如此，不少污染企业在逃避污染责任，特别是在环境污染受害者的赔偿责任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豁免空间。与之对应，环境污染的受伤害者要维权，面临重重阻力。他们一方面可能遭遇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联合施压，另一方面则面临着法律、机制上的困境。这样的尴尬不只是带给环境受害者个体以困扰，其实也是最严环保治理的内在危机。毕竟，污染企业如果不能承担起对污染受害者应有的责任，也就意味着企业污染的成本被大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污染的轻纵。

    最严环保治理，通常理解是指对污染企业的查处要严格按照环保法律的要求进行，不偏不倚。但对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权益保障要强有力，不和稀泥，不让污染健康损害者求助无门，也应是最严环保治理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增强社会对于最严环保治理的获得感，也应该增强污染受害者权益保障的确定性。无论是推进相关法律、机制的完善，还是鼓励相关科学研究，都宜早不宜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