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参与了国际大洋发现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同期相继启动建设同步辐射光源、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数十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以上）这些都为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4月3日，科技部组织专家解读《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叶冬柏表示，科学研究进入大科学时代，许多科学问题的范围、规模、复杂性不断扩大，已远远超出单一国家的承受能力，使国际大科学合作成为一种必然。

    从投身参与到以我为主，再到积极牵头组织，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领域中频频亮相，并收获了诸多经验和成果。

    “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以来，中国在国际组织管理、大科学工程项目管理、核聚变技术、大科学工程人才团队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说。

    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不仅是世界科技创新领域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也是世界科技强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升本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合作平台。叶冬柏说，中国提出并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将为解决世界性重大科学难题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方案》明确，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三步走”发展目标，到2020年，培育3到5个项目，研究遴选并启动1到2个我国牵头组织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到2035年，培育6到10个项目，启动培育成熟项目；到本世纪中叶，启动培育成熟项目，在国际科技创新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持续为全球重大科技议题作出贡献。

    回应项目遴选提问时，叶冬柏解释说，要聚焦国际科技界普遍关注、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影响深远的研究领域，选择能够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共鸣的项目，力求攻克重大科学问题。比如物质科学、宇宙演化、生命起源、地球系统、能源等，我国已在这些领域逐步具备从学习跟踪向并行、引领转变的优势。

    “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要设定好的议题吸引他国参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如能源危机、重大疾病等。”罗德隆说，同时，要借鉴国际经验，在大科学计划发起、组织、建设、运行和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创新。（科技日报北京4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