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阳旭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家科技投入要向民生领域倾斜，加强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治攻关，使科技更好造福人民，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这给科技创新提出了新任务，也给医疗体系和社保制度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福音，许多原来无法治愈的疾病被攻破，即使是那些暂不能治愈的疾病，病人存活时间也被大幅延长。让不幸罹患重病的人有机会重获健康，实乃不幸之中的大幸。

    但细观身边人们的遭遇和讨论不难发现，由于社会伦理观念、制度设计还不能与新医疗技术带来的深刻改变相适应，看病难、看病贵，医疗资源分布结构不合理等因素，让很多病人、家属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很多家庭和社会矛盾也因之而起。科技的快速发展让人类获得了更多战胜疾病的手段，让健康与否甚至死亡的时点在一定范围内变得可选择、可换算。但在作为名词的选择和作为动词的选择中间还真实地隔着选择的能力和条件。

    近些年来，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社会慈善等领域的进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获得了医疗技术发展带来的健康机会，我国的人口预期寿命进一步提高，但我们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老龄社会的到来、依然显著的地区和城乡差异，以及独生子女一代进入“上有老下有小”的重负状态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让科技发展带来的健康机会惠及更多人，除了继续加大相关领域的科技投入，做大优质医疗资源蛋糕外，还要更好地处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新机会的公正分配，让更多人能够有机会获得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二是面对新机会，人们不顾一切地抓住也好，权衡再三放弃也罢，我们的社会伦理规范要能够为人们的权衡和选择提供一套既能让社会更加健康和谐，也能让病人和家属更加释然的解释——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刘玉村所言：道德选择往往决定着不同的医疗行为。总之，快速发展的医疗技术必须要有社会伦理和社会制度的协同，才能共同创造一个有技术、有温度的健康中国、美好社会。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