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时评

    连日来的大新闻都与“博士”“导师”相关。这其中又以发生在圣诞之夜的西安交大“寒门学子”博士生杨宝德之死最让人唏嘘。

    披露的信息里可以看出，杨宝德生前与他的博导周筠之间扭曲的师生关系——他要帮导师洗车、打杂，早晨到停车场接送导师、中午给她买饭、晚上去她家打扫卫生、陪她应酬挡酒……还必须得24小时待命，中午和晚上12点前都不允许睡觉。

    网上有人说，不就是打杂吗，忍着呗；不就是个博士学位吗，不读就好了。套用一句鸡汤语录，你不是他，你哪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新闻里说，记者去采访杨的亲戚，对方感叹说，杨死后“他们家从人上人又跌到了最下面”。光这一句话就能想象杨宝德曾经背负的压力，以及他的“不懂抗拒”和“彻底绝望”。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中国的博士生来说，这种“半点不由己”的弱势始终伴随着他们。

    学位证真的那么重要吗？对身处其中的博士们那是天大的事情。

    就在一个月前，《自然》杂志在其官网上发表《全球博士生生存状况调查》，展示了以五千多个问卷为样本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博士生们面临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生存环境不容乐观。显然这个情况在中国更为严重，导师对学生的私生活能干涉到什么程度？答案似乎是没有边界。

    介乎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师徒关系，绝对权力下失去控制的导师，让中国高校顶尖人才培养显得格外诡异和魔幻。在不少地方，学生们称导师为“老板”，所以，这不是他们传道授业的恩师，而是前途和命运的掌控者。

    这是一个学术的江湖，杨宝德之死揭开的是一种特殊权力滥用的明规则。你若顺从、能忍就能活，否则就是杨宝德走上的这条不归路。

    看最近的新闻，周筠被处罚了——意料之中。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并没有什么意义。个案易解，根源难消。是谁给了导师们为所欲为的权利？又是谁让我们最顶尖的人才满心屈辱，却连个不字都不敢说？

    如果真要走上现代教育的道路，摈弃“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那套理论，国外很多现代大学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导师的权责甚至到行为细节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笔者的一位女性朋友到美国读博，她的男性导师每次找她谈话必开着门，有一次她顺手把门关上，导师马上打开。导师告诉她，这不仅是保护学生，也是保护老师。

    嗟呼！既保护学生，也是保护老师，才是我国博士培养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