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益

    2017年4月20日，国际学术期刊《肿瘤生物学》一次性撤回2012年—2016年间中国学者发表的107篇论文，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消息传出，引起我国科技界和医学界不小的震动。

    撇开对学术期刊工作细节的评判，我国科技界和医学界更应该严于律己、知错必改。我关注的是，希望通过这一事件揭示我国临床医学学位制度存在的弊端。

    论文、学位与职称晋升形成了“利益链”

    有人说：“奇怪的是，事件涉及的医院绝大多数是医学水平高的三级甲等医院。”我说：“只有医学水平高的三甲医院才可能发生这类问题，水平低的医院一般不会发生。因为三甲医院在学位授予或职称晋升时都会按照程序办事，即使走过场，也会做得‘认认真真’，而有的医院连程序都不愿走。随便考几门课，打个分数，考试就及格了；找几个利益相关的同行专家，开个形式上的答辩会，就通过了；再找几个被SCI收录的国内期刊，花点版面费，文章也发表了。各项要求齐备，学位到手后，职称自然也就不成问题了。”

    有人说：“医生应该做科研。”我说：“这话没错，但不是每个医生都必须做科研，每个医生更不可能都会做出有价值的科研。医生的主要职责是看病，纯为晋升目的而刻意选题做科研没有意义。现在有些医院的临床研究生是委托基础科室代培的，做的研究题目是基础课导师的研究方向，与临床专业没有关系，纯为学位做研究，有意义吗？”

    有人说：“学者不应学术造假，造假就应该处罚。”我说：“非常正确！不论是谁，学术造假就要接受处罚。过去也确实处罚过一些造假者，但为什么全国科研诚信的状况至今未得到改善？显然原因不只在个别人的道德行为上。”

    有人说：“107篇文章造假，对我国每年发表的约17000篇文章数来说只是少数”。我说：“不对！这是混淆概念。107篇是《肿瘤生物学》一本杂志中查出的造假文章，17000篇是未经严查的全国论文总数，有可比性吗？”

    有人在谈到发表论文与职称晋升挂钩的弊端时说：“事实上，没有人逼过你，你可以选择不晋升。”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我说：“晋升制度的建立应该激励先进，肯定贡献。群众的意见是现行晋升制度不能完全反映医生的医疗水平和贡献。叫人‘选择不晋升’，何出此言？现如今论文、学位与职称晋升有关，学位、职称又与待遇有关，形成了‘利益链’，在利益至上的今天，谁还愿意放弃？”

    现行临床医学学位制度不利于医学人才成长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949年以后我国医药界做出过多项具有国际影响的科研成果，如烧伤治疗、断肢再植、器官移植、地方病防治、巯丁钠、青蒿素等。这些获得国际同行认可的成果没有一项是学位论文做出来的，而且基本上都不是具有学位的专家做出来的。说“基本上”，是因为有几位老专家是1949年前在国外获得了学位，回国后参加了上述项目的学术指导。而主要课题负责人都是三四十岁没有任何学位的年轻人，如轰动世界的断肢再植就是陈中伟和钱允庆两位30多岁的年轻外科医生完成的。以上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前的成果。即使近几年令人瞩目的青蒿素研究，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完成，4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奖。

    1978年我国恢复了高等教育并建立了学位制度，招收了第一批医学研究生，40年过去，医院的医疗硬件设备今非昔比，医生发表的论文不计其数，获得的各种奖项多如牛毛，但医学界却再也没有产生过一项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科研成果。这是为什么？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我国现行的临床医学学位制度是上世纪50年代时照搬的苏联模式。三年硕士，再攻读博士。学位与职称晋升挂钩，没有硕士学位不能晋升主治医师，没有博士学位不能晋升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因此这一制度逼得年轻医生只得先做研究生拿学位。多年下来，临床诊疗水平明显不如不做研究生而跟有经验的医生在临床上实干的一般医生。

    世界各国研究生制度并不一样。美国医学生经四年预科，四年本科，毕业后就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MD）。作为执业医生，MD够用终身。医生如对某个问题有兴趣，做出成果后，就写论文，申请答辩，如获通过，再授予哲学博士称号（PhD），得双学位。以医术而论，得双学位的医生并不一定比单学位的医学博士强，但他对医学有创新贡献。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制度。

    临床医学学位制度亟待改革

    中国现行临床医学学位制度既不利于年轻医生的培养，还引发了诸多问题。一般认为，医生做学位论文，掌握些研究工作的基本功是有用的。但如果在学位论文上花的时间代价太大，则会严重影响医生在最佳时期提高临床能力。现在中国的年轻医生上班时忙于看病、安抚患者、警惕医闹、操心创收，回家后杂务成堆、亲人埋怨，在这样的职业生态中，面临论文、学位、晋升等压力，个别人就急不择路、写论文拼凑数据、剽窃抄袭、捉刀代笔、弄虚作假，以图侥幸。可见，不解决社会深层问题，现状是难以改变的。

    是时候了！应该总结临床职称晋升制度和临床医学学位制度实行40年来的经验教训。希望各有关部门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大胆革除一切弊政，给年轻医生以充分施展的空间，创造辉煌。苟能如此，中国医学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退休研究员。本文原载《科学与社会》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