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宗

    大学能否促进当地生物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取决于许多因素。在尊重细微差异和制约因素的前提下，我想提出自己一些看法，供大学及以大学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生态圈中的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推进。

    为学术和产业间的鸿沟架起桥梁

    研究是转化的基础，大学的生命科学研究要同时重视质和量。研究基数越大就越能提高成功几率。从“质”的角度看，可商业化的科学，未必指刊登在《科学》封面上的科研突破。新兴科学在商业转化前，存在太多需要填补的空白，源于耐心、冗长研究的成熟科学才能产生诸多成果。

    近年报道显示，制药公司在重复学者刊登在知名学术杂志上的科学发现时，有超一半数据不可复制。这并不能说明科学家是骗子。工业界研发人员和学术界科学家不一样，前者做实验时，希望开发的药物能获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而学术界的动力则是得出可以发表的数据，所以他们通常会操控实验条件，直到得出有效结果。对于学术实践，杂志审查人员完全没有必要留意实验条件，但是药物开发者会十分关心这些实验条件是否能被FDA接受，又是否与药物所针对解决的病理现象足够相关。

    如果学术界科学家能更好地理解药物开发者的想法，研究能更有成效。学术科学和产业间的界限应逐步瓦解，实现更多信息流动和人员交流。

    近年来，计算能力和基因组测序这两项科技的爆炸式发展，促成了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融合。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机会日渐凋敝，投资者转而投向生物技术。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美国的情况，投资者相信大数据将会解决所有生物学问题。

    希望有人能对这种思维模式提出警示。在流行病学中也有一个长久存在的难题，即人口数据可以显示关联性而非因果性。曾几何时，这种关联的紧密程度让人觉得完全可以跳过机制阐释，得出因果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理查德·多尔爵士开展的吸烟与肺癌流行病学研究就是一个经典例子。我个人觉得人口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关联性至多只能作为一种假设。所以大数据对于提出假设十分有用。这是很有效的手段，也可以用于辅助自下而上的科学探究。尽管这一认知论很强大，但据此做出的假设还是需要接受实验证实和最终的临床研究，这就要耗费很长时间和很高的成本。

    大学和产业的对接工作需要更有效，主要是指技术转移。大学以商业化的营利模式来做技术转移不会很高效。太多的精力浪费在争论授权条款的细节上，而如今许多大学已形成标准的授权条款。“北卡罗莱纳计划”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大学应该将产业当成伙伴，而非窃取桂冠的敌人。

    去风险化以吸引资本

    很多大学研究成果可用于发表，但不足以吸引风险投资，这就需要提供概念验证或是去风险化，包括提供湿实验空间（wet lab space）以及资金支持，无论这些资金来自校内校外、是慈善性质或者是营利性质。

    希望那些非单纯追求财务收益的资本可以投资生物技术企业，比如对财产拥有完全处置权的私人财富或是慈善财富。在后期的学术研究和早期的生物技术交叉领域，投资的金融风险很高，所以迫切需要慈善资本。几年前，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成立了专项基金，用于支持该校教授的研究过渡到风险投资阶段。我也参与到其中并且告诉他们，可以将我的投入看做捐助行为。换言之，我对这项投资的预期收益为零。

    如果一个人做好事还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是最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出现了一种混合模式——公益创投。其中一个成功案例就是囊肿性纤维化基金会。通过与福泰制药公司合作，基金会研发出了治疗囊肿性纤维化（CF）的药物Kalydeco，使得由于CFTR基因变异而致病的CF患者终于第一次获得了可治愈的药物。基金会持有该药物的专利权，并利用这一专利权赚取了30亿美元。有了这笔钱，基金会可以资助对每一位美国国内CF患者的基因特征研究，也可以用于药物研发，治疗因其他基因变异致病的CF患者。在不久的将来，超过90%的CF患者都有可能获得治愈方法。

    两项助力：风险基金和人才聚集

    一个地区想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必须聚集足够多风险基金。有不少伟大的科学发现，仍因缺少资金支持而处在初创阶段。如圣迭戈地区有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等等这样拥有世界级科学水平的大型研究基地，却几乎没有扎根于当地的风险投资。对此，一种方案就是让当地的私人资本起带头作用。一些富裕的家族比如圣路易斯的麦克唐纳家族和丹佛斯家族，正在创建基金，支持当地大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但机构型风险投资仍不可或缺。

    此时，政府也可介入。多数西欧国家和部分英国联邦国家中，政府都有支持生物技术创业公司的计划。除了直接发放补助或是股权投资，一种常见的模式就是退还生物技术公司在该国雇佣劳动力的费用。

    目前，中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积极的政府资助体系，这些体系利用当地低附加值行业的税收来补贴高附加值行业的升级。以苏州为例，苏州生物纳米科技园通过财政补贴和投资的方式吸引了多家生物技术公司在此落地。十年前，这里没有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然而今天这里却成了最有活力的生物技术公司的中心。

    人才也许是生物技术聚集最重要的因素。许多极具竞争力的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CROs）都在中国和印度。这些CROs的崛起让生物技术初创公司不必集所有技能于一身。尽管如此，公司仍然需要有经验的高管来管理公司的研发项目。因此，是否能聘请到经历过生物技术公司从创立至退出、或者到药物通过审批的整个过程的人至关重要。

    硅谷的历史告诉我们，惠普人推动了硅谷最初的发展。这一成功案例不仅奇迹般地促进了创业文化的形成，同时也为下一代初创企业提供了金融资本和经验丰富的人才。于是成功接踵而至，形成了良性循环。最终，多个生物技术公司在此聚集，形成当地的生物技术产业。

    让商业成为实现通识教育的手段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创业体验是否可以成为正规教育的一部分？传统观念认为，创业活动属于商业范畴，需要在商学院学习专业技能。但我认为，通过创业所获得的经验具有充分的普遍性，我们应该从通识教育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这一普遍性。

    创业始于构想。想法来自于活跃、具有创造力的头脑，他们观察周遭形势、发现问题所在、提出创新的解决策略；不仅要考虑传统的商业价值主张，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如社会影响、环境影响、文化因素、道德因素与矛盾冲突。想法形成以后，仍然要进行客观分析与验证。包括数据收集、文献阅读、数据和观点综合、民意调查、走访人群，会用到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任何商业命题在站稳脚跟之前，都要在怀疑与批判声中努力为自己辩护，通过辩论与论证，才能让想法凝聚更多智慧。

    制定行动计划必须考虑预算和时间两个因素。换言之，想法要落实到实践中。所有的努力都将凝聚在具有说服力的书面商业计划中。最终目的是让投资者投资。

    不管是撰写还是执行商业计划，都需要有不同观点和能力的人合作，过程中还需要良好的思维习惯与技能。

    我们通常认为创建企业就是以财务收益为目的，如果摒弃这样的视角仔细分析，就能发现一个事实，创业就是通识教育在实际中的应用。在当代文化中，商业被视为一种语言，人们可以通过它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商业也被认为是一种与音乐、诗歌相似的艺术形式，是创造力的体现。此外，它还被认为是一门科学，拥有自己的方法体系与世界观。因此，我认为商业计划对于某些大四学生而言可以等价于毕业论文或是毕业设计。

    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曾在哈佛大学发起“校长杯创新挑战”活动，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企业商业计划竞赛。我评审了一些学生提交的项目后，发现其中优秀的作品都是学术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投入的精力与努力不比花在毕业论文上的心血少。由此可见，商业计划可以作为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一种手段。

    我冒着可能被人指责离经叛道的风险，提议部分学生用商业计划书代替学术论文。我重读了1828年版的《耶鲁大学教学科目报告》，发现了一句警示语，即大学“不应静如死水，要与时俱进”，“大学应该根据自身优势，进行适时而有效的改革，满足社会发展的不同需求，让教学科目顺应国家在人口、教育、经济方面的快速发展”。

    （作者为香港晨兴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药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