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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莉 付丽丽

    “基础研究领域的差距直接影响到未来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如果一些中间领域的基础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一些共性核心关键技术就不能突破，我国的产业将面临长期锁定中低端的风险。”6月24日，在吉林长春开幕的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对“基础研究”的强调引起会场上很多人的共鸣。

    “我国很多产品的稳定性不如国外产品，是他们对基础性东西摸得非常透，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咱们国家很多产品跟应用相关的基础研究做得很不够。跟产业直接结合的基础研究，论文影响因子不高，有些科研人员不愿做，这需要国家的重视。”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丽说。

    基础研究制约产业技术水平, 万钢觉得：“这在信息产业的操作系统、CPU芯片，在制造业的4G，在一些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领域表现尤为突出。”

    其实这两年国家在顶层设计和前瞻部署中都把基础研究摆在重要位置。万钢介绍说，在2016年和201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基础研究类项目已经占到了总经费的34.7%。2016年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的1/4相继投入到基础研究领域，包括重点实验室等一些科研基地。

    但从一组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与发达国家有差距，投入结构也有很大区别。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R&D投入比例在15%左右，而我国仅为5%。在我国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经费总占比是25.2%，美国联邦政府是23%，两者基本持平。而美国州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的经费所占比例是26%，我们国家地方政府只有7%。美国企业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的比例是4.4%，日本是6.8%，韩国是13.1%，而我国企业，按目前统计只占0.1%。美国社会捐助的资金，有20%左右投入了关系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的公益性基础研究，而我国在这方面基本为零。

    在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上获得“求是杰出青年转化奖”的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邢奕说：“现在基础研究投入结构确实不合理，企业要立竿见影的效果，缺乏战略性部署的经费投入。”

    国外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提前布局曾让刘卫丽感触良多：“几年前参观国外企业的研发中心，发现比国内的研究所都大得多。企业的核心研发中心其实就是做基础研究，人家部署了十年之后的研发方向，这让我很震惊。”

    “当前科技成果转化的周期日益缩短、应用更加快捷，有些领域在实验室里就可以诞生产品。实验室变成了生产车间，我们要适应这些新特点，要加快从知识到技术，并转化为产品的过程。这就要求企业等市场化的创新主体更加主动地介入创新链的前端，与高校、科研院所组成产学研联盟和协同创新联合体，共同参与基础研究。”万钢说。

    万钢举例说，华为正是与世界著名高校合作，对基础研究领域全球布局持续投入，在第五代移动通信的技术标准和研发中抢得先机。百度、腾讯等企业在机器翻译、深度学习、智能汽车等基础前沿领域进行研发布局，同时开放资源，才能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科技日报长春6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