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的危害毋庸置疑，不仅可能会因病因不明引起恐慌，甚至会导致人口骤减危及生存。自“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以来，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治水平显著提升，重大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能力大幅增强。为了预防疾病，促进人类健康，人们期望目前不易控制的疾病逐步得以控制，在此基础上才能迈向消除，最终才能达到消灭的目标。这个过程既是人类美好的理想，也是极其艰巨的历程，要达到这个目标，有赖于科学进步，其中也包括流行病学的进步及有关条件的准备。

    “没有重大专项，传染病防治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曾长期过着没有稳定经费支持“苦日子”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前所长徐建国院士，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简称专项）的感情非同一般。

    今年65岁的他，亲历了中国传染病防治的坎坷与艰辛。“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人宣布，以传染病防治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卫生革命结束了，鼠疫、霍乱、天花等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消除了。于是，全世界开始忽视传染病问题。后来出现的传染病，被称为新发传染病，但对于疫情，能‘保密’的‘保密’，科学研究就更没钱了，所以才造成了2003年SARS期间的全线崩败。”

    2008年6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专项实施方案。其后，跟传染病打了几十年仗的徐建国有了一个新头衔——专项能力建设组组长，2012年他担任了总体专家组技术副总师。

    专项实施的8年多，是传染病防治科研人员科技报国的历史最佳机遇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专项对传染病研究经费支持最多、成效也最显著，传染病预防控制事业因此有了长足进步，产生了一批重大成果，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不在少数，有的方案还成了全球传染病防控典范。特别是培养了一批科技精英，包括两院院士、杰青、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等。

    新发突发疫情防控变被动为主动

    在徐建国看来，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能力的提升是专项最显著的标志性成果。

    专项设立之初，艾滋病、病毒性肝炎和结核病被认为是最难啃的三块硬骨头，而新发突发疫情防控能力提升只包含在那个不起眼的“等”字里。没想到，这个“等”字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成了这方面的领跑者。

    徐建国说，应对新发突发重大急性传染病本身就是一场战争，最难的是不知道谁是下一个敌人，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地方。“SARS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对国家的危害有目共睹。”

    他介绍，在专项的支持下，我国建立了72小时内鉴定300种已知病原的检测技术体系。也就是说，如果“敌人”是这300种病原中的一种，3天之内就能摸清敌情，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

    “但未发现的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可能有上亿种，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依靠现有科技，无法准确预测。好在我们发现新的病原的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他介绍，专项在国际上率先发现了1600多种病毒，还有十几种细菌等。未来寻找“敌人”时，这些技术储备就能派上用场。

    “再出来一个像SARS那样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病原体，我们就有能力去应对。战争可能会更具挑战性、更惊心动魄，但不会像以前那样一败涂地。可以说，发现新的病毒、细菌能力的提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徐建国说。

    他介绍，有了专项的技术支撑，我国有效应对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寨卡热等传染病疫情，在国际防控中彰显了“中国力量”。例如，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肆虐时，韩国失守，首尔恐慌。但当一名患者从韩国进入中国后，我们做到了及时发现，措施到位，防止了疫情扩散，并率先完成了首例输入性MERS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和应对SARS相比，科技能力的提高，真是天壤之别。可以说，我们在重大突发疫情方面实现了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应对的转变。”徐建国说。

    “三病”综合防治中国方案令世界瞩目

    专项实施8年多，可谓战功赫赫，提出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中国方案”，为降低“三病两率”提供了技术支撑，将艾滋病年病死率从5.8％降至3.1％，使艾滋病变成了可治疗的慢性病；乙肝感染率由6.9％降至4.6％，重症乙肝病死率由84.6％降至56.6％，临床标本中（痰）结核分枝菌检测时间由4—8周缩短至6小时内。

    徐建国表示，乙肝防治的成果值得大书特书。他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一度占到总人口的10％。这些年，专项研发推广应用60微克等疫苗免疫策略和母婴阻断策略，5岁以下儿童的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降至0.32％。

    在重症肝衰竭的治疗方面，专项取得了包括李氏人工肝系统在内的多项重大技术突破，显著降低了患者的病死率，急性、亚急性肝衰竭治愈好转率由11.9％提高至78.9％

    “2020年摘掉‘肝炎大国’的帽子，应该能够做到。”徐建国说。

    在艾滋病防治方面，HIV单阳家庭阻断艾滋病病毒夫妻间性传播的干预技术、HIV复制型疫苗研发处于国际第一梯队地位。自主研发的核酸血筛检测技术，将艾滋病病毒检测的窗口期由21天缩短至11天。专项提出了适宜国情的优化治疗方案，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毒副作用和耐药产生，治疗费用较进口药降低了79％。

    专项的实施同样扭转了我国结核病防治技术和产品长期依赖国外的局面。专项研发了符合国情的复治肺结核病超短程化学治疗方案、耐多药结核病综合治疗方案、潜伏感染重点人群筛选和干预等技术，为我国提前5年实现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重大传染病防治必须要有顶层设计

    采访中，徐建国谈得最多的不是昨天和今天的成就，而是未来，“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这句话他说了很多遍。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设立的重大专项，不就是一种顶层设计吗？”记者问。

    “当然是，但科技只是为传染病控制提供技术手段和策略的，防治重大传染病是重大战役，不能光靠武器（科技），也不能光靠一个‘方面军’。上世纪50年代，全国农业发展规划里面还有传染病防治的内容，现在没有了。像H7N9禽流感，卫生系统只能关注患者，对传染源的控制没有有效规划，疫区不断扩大，患者不断增多。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一些。”

    据了解，在出现重大疫情时，专项会针对防控中各阶段的关键性科技问题，开展联合攻关。例如：专项的多学科集成创新为2009年我国成功应对甲型H1N1流感重大疫情提供了科技支撑，创造了8个世界第一，率先研制成功的新甲流疫苗，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监管认证，结束了中国疫苗不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历史。

    徐建国说：“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的顶层设计——必须是一个超越部门和地方的、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先充分论证，定下来以后，各负其责，互相配合， 全国一盘棋。跟传染病打仗，不能贻误战机，否则就可能给国家、社会、人民造成更大的灾难。”

    创新故事

    传染病防治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本报记者 罗 晖

    “你知道我们所为什么建在这里吗？”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前所长徐建国院士由受访人变身为采访者。

    看记者一脸茫然，只好自己揭秘：这个上世纪50年代建于北京昌平的研究所，最初叫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流行病学研究所，使命就是预防和控制烈性传染病。其后，几易其名，日子过得起起落落，差不多浓缩了中国传染病防治研究的发展史。

    徐建国正是这段历史重要的见证人：他1979年到这里读研究生，一干就是近40年。“这个所以前一直不对外挂牌，现在的牌子是1986年才挂出去的。”他说。

    1999年夏，苏皖交界地区发生了神秘而严重的疫情，177人因突发肾衰和其他脏器衰竭死亡。事发两个多月病因仍然不明。徐建国临危受命前去调查，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自己此前就有研究、而国内少有人了解的大肠杆菌O157：H7感染。实验室检测结果也印证了他的判断。那时候他们就提出了新发传染病的问题。可是，由于疫情保密，人们认为传染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无法得到科学研究的经费。那时候，经费少得可怜，传染病所炭疽病专业实验室的研究经费只有区区2万元。

    “现在传染病防治的形势刚刚好点儿，又有人说传染病不重要了。‘财神跟着瘟神走’的做法危害极大，咱们再不能那么干了。”徐建国说，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永远的，应该得到稳定的、长期的、相对充足的资助，培养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队伍，在关键时候，为国家和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健康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创新团队

    一心扑在 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研究上

    由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高福院士领衔的创新团队拥有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4位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专家， 1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1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创新团队一直以来专注于我国及国际上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研究，在国家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等项目支持下，该团队已取得多项标志性成果。

    2005年，10个不同品种6000多只野鸟在青海湖大规模死亡，经团队研究证明事件的元凶为变异的高致病性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这是国际上首次报道的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病毒大规模感染野生迁徙鸟并致死亡事件，改变了野生迁徙鸟只是流感病毒贮存宿主的定论，指出了野鸟在禽流感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2013年3月底，上海市和安徽省发现新型流感病毒H7N9感染病例。团队迅速反应，组织应急攻关团队分析病毒序列，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是一种新型的重配病毒，源自野鸟与本地家禽H9N2禽流感病毒内部基因的重排。进一步比较近年来在国内流行的各种亚型禽流感病毒序列，提出携带H9N2禽流感病毒的家禽是新型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孵化器”。此外，针对“禽流感病毒为什么感染人”这一世界性难题，团队在H7N9、H6N1及H10N8等禽流感病毒感染人事件发生之后，第一时间阐明了这些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分子机制，同时预测了这些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能力。

    为了集中优势力量，在我国建立常态化的疫情防控长效机制，团队牵头组织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14年底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流感研究与预警中心（简称流感中心）。流感中心自成立以来积极参加地方野生动物突发疫情防控工作，多渠道建设防控长效机制，并在野生禽鸟迁徙路线上重点布局，两年来工作卓有成效。

    2014年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并迅速传播到了北美、西欧和南亚等，团队首席高福院士主动请缨加入中国第一批移动实验室检测队，赶赴疫情最严重的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开展埃博拉防控与检测工作。在援非抗埃博拉的过程中，高福院士不仅参与建立西非P3移动实验室（塞中友好生物安全实验室），为我国传染病防控关口前移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获得了宝贵的科研样本。通过分析塞拉利昂地区埃博拉病毒基因组序列，发现埃博拉病毒的进化速率与以往疫情暴发时相似，消除了国际社会对于埃博拉病毒快速变异的担忧；同时指出埃博拉病毒基因组在疫情后期发生较多变异，为疫苗和药物等抗病毒手段研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2015年，巴西大规模暴发寨卡疫情，我国也在2016年出现了输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团队在寨卡疫情暴发后迅速组织攻关，率先解析了寨卡病毒非结构蛋白NS1碳端和全长、NS5甲基转移酶和RNA依赖的RNA聚合酶的晶体结构，揭示了寨卡病毒区别于其它同属病毒结构特征，同时为基于结构的抗寨卡病毒药物设计和优化提供了基础。利用单细胞测序方法从我国首例寨卡输入病人血液中分选到寨卡特异性中和抗体，并阐明其作用机制，有望开发成抗体药物来治疗寨卡感染。团队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研究发现：在小鼠模型中，寨卡病毒感染可以突破血睾屏障，引起小鼠生殖系统损伤，并最终导致雄性不育。该成果为寨卡病毒通过精液传播提供了科学依据，提示寨卡病毒对男性健康的影响及性传播的危害需要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

    数说成果

    病死率明显下降 检出率大幅提升

    艾滋病领域

    艾滋病病毒核酸筛查试剂实现国产，将检测窗口期缩短到11天以内；研究、推广综合干预技术方案，使我国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间艾滋病性传播减少了62％；建立了适宜国情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优化一线方案，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毒副作用和耐药，显著提高了治疗病人的依从性和耐受性，与含进口药方案相比费用降低79％，使全国艾滋病年病死率由5.8％下降到3.1％。

    乙肝领域

    研发全球首支60微克乙肝疫苗，大大降低接种低、无应答率；乙肝阳性孕妇新生儿母婴阻断成功率已提高至90％以上，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降至1％以下；优化重型乙肝治疗方案，将急性、亚急性重型肝炎病死率由88.1％降至21.1％，慢性重型肝炎病死率由84.6％降至56.6％；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GPC3肝癌诊断试剂盒，使早期诊断准确率提高了10％。

    结核病领域

    研发上市一系列诊断试剂，使结核分枝杆菌检测时间由4—8周缩短至6小时以内，痰液结核分枝杆菌的检出率由25％提高到50％以上。

    能力建设领域

    建立72小时内鉴定300种已知病原及未知病原的筛查技术体系；病毒组、结构生物学等前沿研究取得多项突破，在野生动物和昆虫中发现近2000种新病毒，为传染病预警溯源和防控关口前移奠定了基础。

    示范区建设领域

    创建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三病标准化电子健康信息云平台和前瞻性多中心队列；验证推广一批综合防控新策略、新技术和新方案，示范区研究队列人群乙肝感染率从6.93％降至4.57％，结核病病死率较“十一五”下降25％，四川凉山布拖示范区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率较2012年下降4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