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看台

    当前，中国考古发掘工作可谓热火朝天，可有谁会想到，新中国最初的考古工作是从何时、何地开始呢？日前，“新中国考古从这里走出——纪念《辉县发掘报告》出版6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回忆了那段波澜壮阔且鲜为人知的历史。

    辉县3次挖掘拉开新中国田野考古大幕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1950年10月，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开始了第一次考古发掘，从此，正式拉开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大幕。”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说。

    据介绍，开始于1950年的辉县考古发掘共有3次。第一次发掘是在1950年10月到1951年1月，发掘团团长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副团长郭宝钧。发掘地点在琉璃阁和固围村，其中琉璃阁发现商代灰坑，商代、战国和汉代墓葬，另外在夏鼐团长的亲自指挥下，战国时期车马坑中的19辆车痕得以保存，并且做到了“轮辐衡轭，舆箱篷栏，清晰可度”，这为了解战国时期的车制提供了实物资料。在固围村则发现3座大墓、2座小墓，虽然5座墓葬均被盗，但仍有漆棺、玉器、错金银器、铁制工具等遗物出土。

    1950年10月至12月，考古所工作人员郭宝钧、马得志、魏善臣和王振江4人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在琉璃阁地区共发掘了42座商代墓，另有8座战国墓和2座东汉墓。后在百泉地区又发掘了一座东汉大墓，该墓虽被盗掘破坏，但仍保存下来较为清晰的墓葬结构，出土文物也极具特色。最后4人又在赵固地区工作了14天，发掘出一处石器时代遗址和7座战国墓葬，其中一座墓出土了大批铜器，对于判断和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物证。

    第三次为1952年在褚邱村的发掘，当时因为此地曾出土过青铜器，为了寻找西周时期遗址，考古所专门派了郭宝钧、马得志、白万玉3人负责发掘，为期26天，但是未发现期待中的西周墓葬，只发现了石器时代灰坑、战国墓葬15座、汉代墓葬8座。

    发掘后续成果为考古研究立标杆

    发掘工作结束后，在团长夏鼐的具体指导下，发掘者们很快就开始共同撰写报告。报告正文分为5编，按照发掘区域分为第一编琉璃阁、第二编固围村区、第三编赵固区、第四编褚邱区、第五编百泉区，再加上文前的“总说”和最后的“结束语”共7个部分，分别由参与发掘的夏鼐、郭宝钧、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撰写，并在相应位置署名。线图绘制、器物修复和照相都由所里的技术人员完成。书稿全部完成后，夏鼐所长还进行了全书的审阅。

    《辉县发掘报告》（简称《报告》）于1956年3月正式出版，随着它的出版，也赢得了诸多“殊荣”。

    王巍说，如果说辉县发掘启动了新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报告》的出版则开创了新中国考古报告编写、出版的先河。同时，发掘结束后就要立刻着手考古报告的整理、公布和出版，这成为其后中国田野考古中不断被重申、强调的学术要求。

    白发苍苍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还记得，自己买的第一份考古文集就是《辉县发掘报告》。由于年代久远，这本书在图书市场早已难觅踪迹，为数不多的拥有者几乎将其视为文物珍藏。

    李伯谦说，《报告》所创立的“地点为经、年代为纬”的编写模式，被广泛应用在其后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编写等工作中，已成为考古报告编写的规范体例。

    此外，《报告》中所描述的按照探方来发掘，采取地层关系分析、器物类型学分期断代的方法，以及对所获遗物进行描述介绍，特别是对战国车马坑的保护和提取等，都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收获。

    出版方、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长闫向东介绍，原版《报告》为８开本，布面精装、彩色插页，是当时条件下的印刷精品，重印版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版风貌。

    “60年后，重印《报告》是为了尊重那段历史、缅怀已故的考古前辈。”闫向东说，这不仅是要纪念新中国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更是要弘扬这部报告对于当下学术研究、出版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