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20年前的冬天，曹禺因病逝于北京。曹禺20多岁就扬名立万，但过得并不痛快。曹禺曾对他的传记作者田本相说，写他的传，就要写出他的苦闷心情来。从晚年曹禺还提到过的两个故事，可以窥见他那种复杂的心境。

    一个是“王佐断臂”。这个故事在《说岳全传》中有记载。金兀术的义子陆文龙好厉害，岳飞都感到头痛。王佐自断其臂，跑到金营，找到陆文龙的奶妈，感动了奶妈，把陆文龙的真实遭遇点明白，使陆文龙认清了金兀术。王佐说：“你也明白了，我也残废了。”曹禺说：“这个故事还是挺耐人寻思的。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

    另一个是孙悟空的故事。曹禺曾说想写一个孙悟空的本子，已经想好了最后一幕。孙悟空取经回来，被如来封为圣佛，佛祖问他有何打算、有何要求，孙悟空要求取下头上金箍，让他回归花果山。如来同意了。悟空架起筋斗云乘兴而去，在半天云中看见五座大山，降落下来，撒了一泡尿并写下：“孙悟空到此一游。”此时，天外忽然传来哈哈大笑声：“善哉，善哉！”闭幕！

    这两个故事经曹禺之口说出，具有寓言的意义。为让陆文龙找回自己，王佐变成了残废。孙悟空历经艰辛，看似回到自由身，但猴性稍一暴露，马上被警告。此时的悟空，金箍不在头上而在心里。一旦做了取经路上的大徒弟，就再也回不到那个自由自在的美猴王了。这些又何尝不是曹禺那被规训多年的心灵企图自我复归的真实写照呢。

    在精神上，曹禺被“体制化”大概是从1951年修改《雷雨》和《日出》开始的。这个过程无疑是痛苦的，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小组会上，曹禺说自己想的和事实上的怎样有很大区别，正面人物远比应该怎样更加复杂。下笔很难很难。他刚讲完，陈白尘补充道，“果戈里到中国来也要苦闷的”。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陷入了沉思。可见，曹禺的苦闷并不是他独有的，而是当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苦闷”。

    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曹禺虽然没当上右派，但也是“心弄得不敢跳动了”。他说，在运动中被逼着招供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自己也相信了，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陷入自卑之中，被改造后的曹禺少言寡语、老老实实，为此还受到了“表扬”，理由是曹禺每天中午在食堂只吃半个窝头和五分钱的熬白菜，装在一个破旧大茶缸子捣碎，站在门边快快地吃完就走；吸烟只吸一毛五钱一包的劣质香烟，一吸就咳嗽不止。

    心理学塞利格曼曾做过一个著名实验。1967年，他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就给以电击，狗关在笼中，无处可逃，只能忍受苦痛。如此反复多次后，蜂音器一响就打开笼门，奇怪的是，狗不但不逃反而倒地颤抖。面对逃生的希望，却选择等待痛苦，这被称为“习得性无助”。1975年，塞利格曼证明人也会产生“习得性无助”。但他肯定没想到，就在他用狗做实验的前一年，在大洋彼岸，一场更大规模的“实验”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实验品”之一的，不是狗而是包括曹禺在内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实验”中，曹禺一天到晚心惊肉跳，多次有轻生的念头，甚至跪在地上求妻子“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也就在塞利格曼证明人同样会“习得性无助”的后一年，中国的“实验”也结束了。双方的结果是相似的，当“实验”结束，笼门打开，面对那若有若无的自由，知识分子耳边响起的还是那庄严而瘆人的笑声，“善哉！善哉！”

    正因为如此，曹禺想把丢失的时间抢回来时，感到那么的有心无力。1981年2月22日，此时的曹禺71岁，离辞世还有15年，他在日记中记下“我立志要从七十一岁起写作二十年，到九十一岁搁笔。要练身体，集材料，有秩序，有写作时间。放弃社会活动，多看书，记录有用的语言”。遗憾的是，在接下来的日记中，我们看到曹禺“讨论人大常委决议”“赴剧协学习”“到中宣部听……发言”“为崔美善独舞会题词”……做了许多和“放弃社会活动”正好相反的事。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是身份的象征，对于行将老去的人而言，显示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又会带来名望和利益。不过，曹禺对此感到十分苦恼，他说“我应作自己的剧作，却屡因这类事，不能如愿”，“急于写戏，而腹中空空，辗转不能休息，也不能静下去，昏昏然。可闭眼休息，想不出东西，就不想”。在给巴金的一封信中，他说，可以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因此也是着急，但偏有些不必要干的事情，压在头上，而且推不掉。“使我觉得工作一天，无效率可言，真是浪费”。他甚至哀叹道，“我缺的是真实的生活”。

    在那几年里，曹禺曾写过一首诗，有两句是“从今再不事杂项，拼将残勇赋春风”。然而，作为艺术家，他或许永远无法看透，政治家刮起的春风，并不要他以笔作“赋”，只要他随风起舞，与风向保持一致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