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科研单位改革引起广泛关注。有评论指出，官僚化体系扭曲了人才价值观，呼吁高校和科研院所回归科研本位，人才培养和管理使用去行政化。对此，笔者在击掌叫好的同时，也想提出一些思考。

    为什么科研单位会出现“争官位”现象？我以为，除了极个别“官迷”之外，大部分人实属“迫不得已”，在以行政级别为资源分配标准的现实格局下，他们是被“逼上官场”的。试以公务出行为例，按有关规定，一般需副部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方可享受飞机头等舱，而目前大部分单位采用科研职称与行政级别“换算”的方式，即便是大学里的资深教授也无法“兑换”为副部级待遇，于是，白发苍苍、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老教授只能在经济舱安身。当然，坐飞机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更重要的还有医疗、住房等生活保障。据笔者了解，有的科研人员为“解决”级别以便在退休后获得较好的医疗和生活条件，在退休前三四年，“毅然”放弃深耕多年的领域，调到一个并不熟悉的专业院所甚至行政部门，从事和专业积累与传承关系不大甚至无关的工作，目的是为递补一个行政级别更高的“缺”。我们知道，学术领域需要相对较长时间的积累，五十多岁恰是在本行厚积薄发，出成果、带队伍、建学派的黄金时段，绝非转行的好时机。这样的做法，看似“解决”了个人的实际问题，实际被“解决”的是国家的整体科研实力和水准。

    当然，我们绝不能否认，在我国的科研队伍中，有许多人甘守清贫、安于寂寞，对他们理应给予足够的敬意；但同时，我们更不能否认，在当下科研人员总体收入水平偏低、大城市房价又居高不下的现实条件下，为了博得更好的生活工作条件，“逼上官场”者以及帮助他们实现愿望的部门是值得理解和同情的。

    然而，即便如此，这种状况也不应长期继续下去了。据报道，世界权威机构评选出的300多位对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中，我国入选的只有3位。从国际性权威科学院外国会员人数的国别排序看，我国处于第18位，落后于印度。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很多，上文提及的问题也是其中之一。解决这一问题，应把科研单位置于社会大系统和整体资源分配格局中考察，建立科研人员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独立体系，不再与行政级别搞“对应”“参照”或“换算”，而是让科研人员的待遇直接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挂钩，建立健全以科研职称序列为基准、辅以实际科研成绩的资源分配体系，让“科研人员”这一牌照真正成为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资格证，而无需在外面套上“级别牌”或“官员牌”。

    我们知道，任何改革都是长期的、系统的，任何需求都是现实的、个别的，任何成功的改革都是及时回应当下需求的结果。借用一句名言，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因此，在这一体系建立之前，作为过渡措施，有关部门不妨适当提高目前科研与行政之间的“兑换汇率”，让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科研人员享受较好的待遇，而不是简单地抹去所谓行政级别，更不是让科研人员期待一个又一个“意见”“方案”或“细则”。退一万步讲，让为国家科研事业作出贡献的人暂时占点“便宜”，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民愤吧。

    更重要也更艰巨的，是重建科研人员的社会声望。毋庸讳言，“官本位”文化在我们国家的影响实在太强了，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和“千里做官只为财”这两条“人生格言”联袂而行、比翼双飞，构成多年来资源分配“级别化”的文化土壤，在这样的土壤里，顶着“官帽子”的花朵才有资格开放，才有可能赢得啧啧称赞。而破除这一文化心理的怪圈循环，不是贬低当官，而是让官员归位，也让学者归位，更要让社会舆论对官员、学者的期待也归位，引导舆论以科研成绩评价学者，用为民政绩评价官员，使学海与仕途既泾渭分明又有序流动。这样的改革当然是艰难的，然而，真正有决心的改革者又怎么会畏难不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