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观察家

    近日，读到《科技日报》刊出的《重大科学问题就该百家争鸣》一文。文章就“中国要不要建造超大对撞机”的论争提出，有发言权的科学家不该回避，应站出来正面回应问题，开展更加深入的争鸣。对此，深表赞同。不过，赞同之余，又有意犹未尽之感。

    不尽之处主要在于，该文呼吁的对象似仍限于科技界。实际上，正如文章所指出的，“中国要不要建造超大对撞机”，不仅是一个科技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因此，参与这场争鸣的“百家”也不应限于科技界之内。或者说，如将此问题视为科技问题，当然它首先是一个科技问题，那么科技界内应有一场百家争鸣；而如果将此问题视为一个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那么，科技界的“百家”其实只是“一家”，而社会方方面面的人士构成了其余九十九家，这样又形成了一场新的“百家争鸣”。

    “中国要不要建造超大对撞机”的争论几年前就已出现，参与论争者赞成或反对的论据，也早已超出科技的范围。比如，杨振宁提出，中国人均GDP少于巴西、墨西哥，有数亿农民与农民工，还有亟待解决的环保、教育、医药健康等问题。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对解决这些问题不利。而按照王贻芳的计算，规划的大型对撞机项目可分两步走：第一步（2022—2030年），中国政府出资约300亿元人民币（每年30亿），第二步（2040年—2050年），出资约700亿元人民币（每年70亿）。那么，根据中国发展的趋势，在上述两个时间段，拿出如王氏所测算的资金，是否会对解决杨氏所指出的那些问题造成负担或阻碍呢？如果会，这种负担或阻碍又有多大，或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减轻或克服呢？这恐怕就不是也不应是科学家回答的问题，而需要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社会学家甚至管理学家等来贡献智慧。王贻芳还提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那么，当年决策的历史背景如何，决策者是如何考虑的，这一决策的效果今天应如何全面评估，这似乎又离不开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专业功夫。再如，两者均提到国际范围内的科学家合作，正如巴斯德所说，“科学虽没有国界,但是学者却有他自己的国家”，鉴于对撞机项目规划将延伸至从现在开始的近半个世纪时间，在作出决策之前，我们也似乎有理由听一听全球战略和国际关系专家对未来局势的看法吧……

    我想，上述方面的声音得到表达，这一重大决策的利益相关因素才会被更加充分、全面、理性地得到研究和分析，这样的一场争鸣也将更加深入，更加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