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啄木不是日本文学史上的大人物，但他打破了日本三十一音一行的定例，开创了短歌的新形式，对日本诗歌发展有重要贡献。周作人很喜欢他，早在1920年代就翻译了他的作品。石川所生活的20世纪初前后二三十年间，也是日本社会的转型时期，对他有直接刺激。而且如止庵所说，石川是一个没来得及成熟就死掉的人，他把一个人年轻时代所遭遇到的很多生活中的不如意，几乎都写过了，所以今天我们读他的诗，几乎每一首都能打动自己。

    我看到了他心里的“恶魔”

    有个朋友问我：“你自己为什么不写作？”我给这个朋友的回答是：“我没法成为一个写作者。”

    我复述了一段威廉·福克纳的话，那是我在《巴黎评论》里看到的。福克纳说：“艺术家是由恶魔所驱使的生物，他不知恶魔为什么选中了他，而且他素常也忙得无暇顾及其原因。他完全是超道德的，因为为了完成作品，他将向任何人和每一个人进行抢劫、借用、乞求或者偷窃……作家只对他的艺术负有责任。他如果是个好作家的话，那就会是完全冷酷无情的。他有一个梦，这梦令他极为痛苦，他必须摆脱掉，只有在把梦摆脱掉时才能得到平静。为了把书写出，一切都越出船舷进入海中：荣誉、自尊、面子、安全、幸福、一切。如果一位作家必须抢劫他母亲的话，他是不会犹豫的……”

    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套盒：致一位青年小说家》里，也用很多篇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略萨说：“文学抱负不是消遣，不是体育，不是茶余饭后玩乐的高雅游戏。它是一种专心致志、具有排他性的献身，是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奴隶制——让它的牺牲者（心甘情愿的牺牲者）变成奴隶……文学抱负是以作家的生命为营养的，正如侵入人体的长长的绦虫一样。”

    福克纳所说的“由恶魔所驱使的生物”，其实在很多小说里都会成为主角。比如毛姆笔下，《月亮和六便士》的主人公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那个以高更为原型的人。如果你身边有一位思特里克兰德，你多半会认为这家伙是个混蛋，是个恶棍，因为他无端抛弃了十七年的结发妻子和两个孩子，以最恶毒的方式对待他的“恩人”，并且毫不以为耻。

    当我在心里问自己“你为什么不写作”时，我其实是在问自己“你能否被那样的恶魔驱使”。我给自己的回答是否定的。这决定了我目前只能成为一本书的读者和编辑，而不是写作者。

    我喜欢那些能够释放心里的恶魔，跟随心里的魔鬼去驰骋的写作者，石川啄木即是其一。我对于石川啄木作品的印象，都是由周作人的译文里得来的。当我读到石川啄木的诗歌时，我看到了他心里的恶魔，看到了毛姆、聚斯金德、福克纳心中的恶魔。从石川啄木的文字里，我能得到一种短暂的慰藉，那是一种和自己内心永远无法消解的空虚和悲哀相契合的慰藉。

    文学少年迷失在东京的丛林中

    用这样一句话介绍石川啄木，或许你就能很快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他比鲁迅小五岁，比周作人小一岁，比胡适年长五岁。不过，他的生命比鲁迅、周作人、胡适这三位中国新文学的代表人物要短暂得多，他只活了27岁。

    石川啄木是一个僧侣的儿子，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一家人始终过着很清苦的生活。因为父亲的身份是住持，石川的童年是在寺庙里度过的。他从小早慧，被视为“神童”，由于是独子，一直得到家人宠溺，养成了一种任性自我的性情。少时因求学之故，他也曾离家，有过寄人篱下的生活。石川啄木在中学时就成立文学社，开始努力写诗，以“麦羊”为笔名，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自己的作品。不过，石川一直对学业没什么兴趣，在只剩最后一个学期毕业时选择了退学，带着老师赠送给他的一套书，满腔热血地去了东京。

    没有学历，也没有一技之长的少年石川，很快就体会到了大城市里丛林版的残酷。他的文学天才并不足以让他果腹，很快就贫病交加。石川的父亲得知消息，只好把寺庙里的杉树砍了，换作路费，才把他接回老家。在家休养的这一年，19岁的石川啄木遇到了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那个女孩。女孩不顾家人的反对，与石川结婚了。

    石川啄木并不能安于平稳的生活。他第二次来到东京，希望能出版自己的诗集。没过多久，他的父亲因为被卷入派系斗争，失去了住持的工作。石川一家已经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此时的石川尚不知情，仍然在东京四处奔走，结识作家，并且受到欢迎。

    二十岁时，石川啄木的第一部作品《憧憬》出版了。这部略显稚嫩的诗集，是石川啄木在东京闯荡的成果，却并不能解决他长期的吃饭问题。他不得不再次离开，返回家乡。他尝试过创办文学刊物，担任主编，请父亲来做发行，并且邀请了不少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投稿。可惜这份刊物只出版了一期，而且给石川增加了欠债。他和家人不得不开始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时候，女儿来到了人世，而父亲因为难以忍受村民的敌视，负气离家出走。石川在学校的教职也难以为继，也只好抛家弃子，独自去了北海道，希望能重新立足。略微安定下来后，他把妻女和老母亲接来居住，一家人总算团圆了。

    在放荡与疾病中困倦地“睡”了

    石川开始做兼职记者，同时从事文学工作。他的工作与生活刚有起色，一场大火却把报社烧毁，他的前途又陷入渺茫之中。

    石川又开始了独自漂泊的生活，并且第三次去东京闯荡，憧憬着自己能靠小说创作获得一份收入。1908年，石川极为佩服和推崇的著名作家和诗人国木田独步病逝，让他有了物伤其类之感。他开始想到自己的生死问题。他的小说创作陷入瓶颈，债务也越来越多，近于绝望的他，开始了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不顾自己欠债越来越多，开始频繁出入声色场所，沉迷于肉欲之中。在这段时期的日记里，石川写道，这是自己“最大胆、最露骨、最深刻、最广泛地品尝人生的喜怒哀乐”。

    此时的石川，人生已经在悬崖边上了。他的儿子出生后，不到一个月就夭折，妻子也患病，他自己的病情也日益严重。母亲也病倒了。女儿也患上了肺炎。一家人全都在病中挣扎。他在写给好友土歧哀果的信中说：“近来补养的钱已经用光，而且，写点什么的勇气也没了。人世间变得实在无聊。”

    1912年，石川的母亲病逝。家里全靠两个朋友的接济度日。临终前，石川用加急电报将父亲叫回来。在父亲、妻子和朋友的陪伴下，离开了人世。

    我不愿意去评判石川啄木的人生。石川啄木自己的这句诗，也许最适合用来总结他的一生，也许还能总结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一生：

    觉得心将被吸进

    非常黑暗的洞穴里去似的，

    困倦的就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