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青稞”（青年科研人员）“青椒”（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青稞”“青椒”们缺乏良好的科研条件，科研经费不足，生活压力过大，健康状况堪忧，为了开展科研乃至维持生活，他们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写申请、拉关系、混圈子、开会议、贴发票等和研究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事务上。面对这些问题，许多评论都指出，应该改善青年科研人员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从政策、体制、待遇等多个方面努力，在自助科研、经费使用、资源调动等方面赋予他们更大的自由空间，在成果评价、学术交流等方面给予他们更多样的选择，以充分激发青年科研人才的动力和活力。

    我以为，发现并指出青年科研人才培养和使用上的这些问题令人警醒，提出的改进措施则令人鼓舞和兴奋，但多数议论似乎还只触及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如以农作物的生长作比，即只谈到了“施肥”的问题。实际上，“青椒”也好，“青稞”也罢，其茁壮成长，除了施肥，“选种”同样重要。如果种子本身不够优良，依靠多施肥料也有弥补之功，但毕竟不如把好肥料用在好种子上来得更加科学、合理、有效。

    选好种子有赖于独到的眼光。学术史上从来不乏伯乐相马的佳话，例如，华罗庚、陈景润皆起于贫寒，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成就，当然离不开个人努力，但熊庆来之于华罗庚、华罗庚之于陈景润的赏识与扶助也功不可没，这种欣赏与扶助实际上成为后者学术路上的第一推动力和不竭动力源。读过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人，一定会为陈景润这株“青稞”成长环境之恶劣扼腕叹息。我以为，华罗庚赞许和鼓励的目光恐怕是支持这粒“青稞”种子不忘初心、矢志前行的重要力量，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优越的物质条件。

    我们呼唤伯乐，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知道，把选种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伯乐身上，并非现代社会科研、学术发展之主流。选好种子，更需要依赖一套科学、有效的机制。从表面看，能进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已经接受过多年教育和学术训练，通过了层层选拔，除了极少数开后门、打招呼之流，大部分至少符合“选种”上的“程序正义”。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依然可以观察到一些问题，比如，有的科研机构或高校在选拔新人时，高高祭起留洋博士、本土博后等所谓“硬指标”；有的为了表示“铁面无私”，竟然规定本校培养的学生一律不留；还有的以历练新人、增强“基层经验”为名，要求学术新人首先承担一年或数年行政事务，甚或下基层“挂职”，从事与本专业无关的行政工作。

    凡此种种，听起来义正辞严，却经不起推敲。试就前举略论之：科研新人的选拔应以其学术潜力、道德和兴趣为重，而不是各种标签。招录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指路牌”的意义。以上述“硬指标”为依据，其结果只会使青年学子把精力花费博取各种头衔上，再加上当下越来越重的就业压力，更令一些人读博之意不在博，在乎就业资格也；也使一些在学术上缺乏天赋的人，读研全为稻粱谋，为了“饭碗”，“铤而走险”踏上了“青稞”“青椒”之路。本校学生一概不留的政策，固然泼掉了近亲繁殖的脏水，却也把学术共同体本该有的薪火相传一并倒掉，令我国自己的“学派”建设更加渺茫。

    而派“青椒”“青稞”从事基层行政工作的做法，更完全是葫芦僧瞎判葫芦案，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用约束行政人员的方式约束科研人员，早为人诟病，用培养干部的方法“培养”科研人员，却还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其实，后者对科研生态造成的破坏更深更大。科研人员，尤其是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当然需要了解现实，否则科研就会成为不切实用的空谈，但这种了解应主要仰仗专业调查统计机构，或根据科研内容需要而进行的实地走访、亲身调研等方式来实现。

    总之，在大力呼吁改善“青稞”“青椒”待遇，解决其外部制约的同时，还应建立科学的选优汰劣机制，让学术资源向优良的学术种子集中，把好钢真正用在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