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1904年，西泠印社成立，开篆刻家结社之先河，百余年来，稳坐中国印社头把交椅。那么，如果排一排座次，这第二把交椅归谁呢？篆刻家林乾良认为，应归“龙渊印社”。

    今天，知道龙渊印社的人，可能已不太多了。这个文艺社团成立于1945年，当时，浙江的一些机关和文化人避战乱于浙南山区，聚集在古城龙泉一带。龙泉旧名龙渊，唐代避高祖李渊之讳改为龙泉，发起者乃以龙渊为印社之名。后来，抗战胜利，机关回迁，龙渊印社也转到了杭州孤山的西湖博物馆内。翻看龙渊印社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存在的时间其实并不长。1948年，由于人事变动，印社工作陷入了停顿。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有复社之动议，90年代末正式复社。龙渊印社的社员也不算多，全盛时期也仅百人左右而已，和今天某些动辄会员“十万+”的文艺社团比起来，似乎简直不值一提了。即便如此，龙渊印社依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关注。

    龙渊印社的发起人共有十位，其中，后来担任监事长的金维坚为西湖博物馆馆长，是名副其实的文化界人士，但专业背景却是植物学，还有数位则是两浙盐务管理局等处的“公务员”。百余名社员的社会身份更是五花八门，不少看起来是文艺的“圈外人”。

    我想，身份多样，无外乎两种可能。一种是为利而来，以追求艺术的名义，钻入这个圈中，混一个头衔，博一些好处。这段时间，被屡屡曝光的所谓“山寨社团”中，文艺类不在少数，其会员人数不但多而且杂。其实，在那些并非“山寨”的正牌社团中，也有不少和艺术不沾边的官员混迹其中。另一种则是因趣而聚。艺术本是一种人生情趣，是人们为了打发与生俱来的无聊而作的消遣游戏。西谚有云，羽毛相同的鸟儿总会聚在一起。文人结社，自古有之，本就是为自己的心灵找一块落脚的地方，寻几个闲谈的朋友罢了。

    龙渊印社无疑属于后者，身份的多样恰好表明了艺术的纯粹。《筹组龙渊印社小启》中有这样一段话，“飘蓬人海，避地剑川。待靖时艰，恢弘国粹。纵横刻画，寄托乡愁。第念学从切琢，求始嘤鸣。欲期广益，端赖集思。用约鸿彦，筹组印社”，雅致的文辞，映射出这一群人对艺术和人生的态度。社员之中，颇多自学成才、痴迷艺术之士。

    这则“小启”之中，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社员以“待靖时艰，恢弘国粹”为己任，可见其家国情怀。印社诞生于抗战时期，从在龙泉成立，到迁至杭州，共举行雅集24次，各次印题中，除了“纵横刻画”“问梅消息”“秋菊勘餐”“文章有神交有道”等充满文艺范儿的语言之外，还有“还我河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战必胜”“胜利第一”“永奠世界和平”“指灭仇雠天下平”等豪言壮语。用今天的话说，这些语句充满了正能量，属于主旋律，但似乎并没有对社员的艺术创作造成什么妨碍。换做老套一点的话来说，“写什么”与“怎么写”，或者说“刻什么”与“怎么刻”，在对艺术、社会的真实情感映照下是完全相融相洽的。

    雅集，是印社最重要的活动，社中制定了专门的《雅集办法》，规定“各社友均须一律参加，无故不得缺席”，社友轮流担任雅集的主持、策划及接待事宜。参加雅集的社员必须携带自己的作品，并将拓印活页互相交换，如果自认学艺未精，没有作品，则需提交同数之空白活页印谱换取社友印迹。外地不能亲自参与的社员，由印社代办作品交换。这些规定合理、务实，把艺术创作放在了印社各项活动的核心，为印社的规范发展打下了基础。反观今日一些文艺社团的所谓“雅集”，不但缺乏文人应有之“雅”意，且有拉帮结派、营私牟利等不雅之举，令人叹息。

    龙渊印社的社务管理，也颇有可引今人深思之处。在龙泉时，社中成员只有35人，迁到杭州之后，人数激增，达到了90多人。以常理揣度，一个社团发展壮大，入会人员自然多多益善，但我们在《龙渊印社月刊》第六期（1947年）上却看到这样一则社讯：“本社社友激增，近已达九十余人，办理一切文件刊物收发手续至繁。惟本社社务均由社友公余义务担任，不设专任，为免致废弛起见，不得不予限止，拟满百人后暂停入社，嗣后须俟有出社空额递补之。”

    节制，是一个组织必需之精神品格。尤其是民间以趣味相维系的社团，最可怕的并非人丁不旺，而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龙渊印社的主要活动是雅集和出版社刊，没有财政拨款，也不干代人刻章的活，更不以组织社员出售作品牟利，维持运转主要靠入社费和月费，还有社员的募捐。在创设之初，入社费为每人300元，月费为每人100元；后来，通货膨胀压力日重，从1947年1月起，入社费改为5000元，月费为1000元。据近代物价史资料大体换算，1947年的100元大概可以购买一只煤球或三分之一根油条，这么算来，1000月费，也就是一顿早餐钱罢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往往，皆为利往”，或许是人间的残酷法则，但这条法则却不应适用于缪斯女神的殿堂。又或许有人说，身处滚滚红尘，无人可以免俗，那么，不妨读一读龙渊印社的往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