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新书交流会上，这位国际知名管理和经济学家就中小企业如何壮大、怎样平衡创新与创业关系及激发全社会创新等方面，谈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提升中小企业管理水平

    美国盛行车库创业文化，不断上演着中小企业沉浮录。众人皆知的苹果公司就是1976年乔布斯在自家车库中创建的。事实证明，中小企业一旦创业成功，很可能会以出乎寻常的速度迅速崛起；但如果失败，结局很可能是变卖车库里所有家当而惨淡收场。

    黄亚生指出，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一点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中小企业不仅能创造产值，还能增加就业。大量证据表明，美国科技能保持活力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小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如此，美国政府一直比较重视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对大企业特别是超大型企业则心存顾虑，担心其一旦形成垄断会影响市场竞争，常在企业做大后对其进行拆分。

    尽管如此，从车库起家的中小企业依然希望能够做大做强。那么，如何实现呢？黄亚生说，除了得到政府政策上的支持和企业自身的技术突破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这往往是制约企业进行创新的瓶颈。

    针对这一问题，黄亚生教授在MIT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通过组织师生以“行动学习”的方式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从2008年到现在，中国实验室已为国内15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黄亚生教授还计划不久将这种提升企业管理的模式延伸到学院，为中国引入开放式创新资源。

    在创新与创业间找平衡

    大学是孕育创新的摇篮，然而，要在创新与创业之间取得平衡却并不容易，有时很难做到两者兼顾。

    黄亚生强调，很多大学通常只能做好其中一件事，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很可能意味着资源的浪费和创新时机的延误。例如，前苏联有的大学在科研创新上取得不少好的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创业能力相对薄弱，大部分科研成果最终没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有的大学虽支持创业，大学教授一有发明后就去创业开公司，办企业，却又不同程度制约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认为，从全社会角度讲，大学教授的长处是创新，而不是创业，否则对社会就是一种损失。如果大学教授既创新，又创业，将会影响其所在大学未来的创新能力，本人的创业也不见得能够成功。

    他进一步指出，基础科研与创业在目标上有很大的不同。基础研究要求信息自由，不掺杂任何经济利益，而且具有公开性，如公开发表论文、举行公开讲座等，促使研究文章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而创业则不然，不仅涉及经济利益，创业之后还要受到技术和商业保密协议等诸多限制。一个追求社会无偿共享，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一个崇尚公开，一个需要保密，二者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同时兼顾，关键是要找到其中的平衡点。

    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之所以在保持强大研发与创新能力的同时，在创新成果开发及产业化方面也做得风生水起，原因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有效的平衡点，并以此为基础既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又把基础科研创新做得非常好。

    激发社会创新“原动力”

    “由大学和高科技企业等进行的传统创新一般更强调统筹协调，突出重点，有组织地对课题进行定向攻坚。从某种角度讲，我们也需要社会创新，即从社会和大众那里自下而上地获取创新的概念和解决方案。”黄亚生指出。

    他说，与大学和高科技企业等机构相比，社会创新具有开放、分散、自下而上的特点。通过社会创新平台，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和调动社会“剩余知识”价值。这里有一个典型例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曾一直难以获得太阳耀斑爆发的时间，于是将此问题放在公开平台上请公众帮忙，结果不久便被一个偏远小镇的退休工程师给解决了。

    对中国目前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黄亚生认为，这一从政府层面倡导的政策，体现了对创新认识的深化和观念的转变。政府需要加强对周期长、成本高的产业创新予以支持，以保持正确的产业导向。同时，中国更需要进行硬件领域的创新，以提升整体制造业发展水平。中国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知识储备，政府更重要的责任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