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渊杂谭

    2016年，和大师纪念联系在一起。汤显祖逝世400年，莎士比亚逝世400年，塞万提斯逝世400年，还是鲁迅逝世80年。把今年称作“大师年”，似也并无不妥。据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在全球范围内共同组织纪念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汤显祖三大世界文化名人逝世400周年活动。而在国内，对这四位大师的纪念活动也早已拉开帷幕。

    浏览这些纪念活动的报道，不禁产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之感。虽然，这些纪念活动中多少还可以发现或直露或潜藏的商业动机、政绩驱动或文化猎奇，但不管怎么样，纪念文化大师毕竟是一大善举，它像闹钟一样定时提醒着世人，回顾大师们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而这对于推动学术和文化繁荣总会起到一些积极作用。这无疑值得欣喜，但话说回来，更多的却是忧思。

    一方面，正如人们时常哀叹的，“今天的我们处于一个不出大师的时代”，以及不时见诸报端的“假大师”们那些真骗子行径，都令人不忍再听“大师”二字。另一方面，更可忧虑的是，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找到打开大师的正确方式。请看，官方的纪念活动大多是座谈研讨、出版文集、影视作品这标配“几大件”，往往形式大于内容；大师故里的纪念活动则大多修家谱、摆阔气，甚至明里暗里打着借鸡生蛋的小九九；文化人们的纪念活动又爱用所谓再解读、重塑造的解构手法，以大师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说是纪念大师，实则宣传自己，仿佛纪念者成了被纪念者，被纪念者反而沦为了一块踏脚石。凡此种种，均令人心忧。

    客观地说，在任何时代，大师都不属于所有人。能成为国民偶像的，一般总是颜值大于价值的娱乐明星，绝不会是文化大师。拿鲁迅来说吧，无论是在世还是今天，其思想并非人人都能接受，也未必人人都能理解。而400年来，汤显祖的剧作在国人中也非老少咸宜。至于舶来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就更不用说了。这其中，有地域差异而导致的文化折扣，也有时代不同而带来的理解隔阂。很多时候，都市白领在写字楼里津津乐道莎翁作品，和“小镇青年”迷恋看电影，在文化心理上具有高度同构的一面，本质上都是阶层美学的自我标签。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否认大师依然有其不因时空变化而消失的思想价值，这就是大师的“硬核”。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纪念大师时，应保持的正确姿态，就是像一只坚韧的松鼠那样，努力磕开这颗“硬核”，呈现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之处。比如，汤显祖在作品中对真性情的讴歌，对人的解放的期待和颂扬；又如，鲁迅对吃人社会的批判，对人性的深刻解剖，以及把自己当做匕首投向黑暗的决绝，等等。当然，除了硬核，大师也有柔软的侧面，他们也有情爱甚至八卦，这些趣闻轶事读来轻松解颐，酒桌之上又可作高雅的谈资，还能发在朋友圈示人以博学。或许是迎合了这一心理，一些以大师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对此大书特书，并自称塑造了“有血有肉”的大师，更有甚者把“大师”当成了老母鸡，截翅剁爪，以断章取义的只言片语、捕风捉影的琐细小事，熬成一锅“鸡汤”奉上。实际上，对大师硬核的回避，是对大师最残酷的阉割。当我们为发现了大师日常化的侧面而欣喜若狂，必须记得，如果没有大师凌然傲立的正面，这一侧面毫无意义。这就好比，我们完全可以陶醉在诗情画意的月光之中，但再多的赞美也无法改变它反射的是太阳的光芒这一事实。

    磕开“硬核”的工作是艰巨而痛苦的，但有勇气的淘金者都知道，淘金必须要深入到真正的矿井中去，翻检矿渣有时也会有惊喜，却从来没有人在矿渣堆中变成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