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3月19日 星期六
磕开“硬核”是纪念大师的最好方式
文·眉间尺

■玉渊杂谭

    2016年,和大师纪念联系在一起。汤显祖逝世400年,莎士比亚逝世400年,塞万提斯逝世400年,还是鲁迅逝世80年。把今年称作“大师年”,似也并无不妥。据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在全球范围内共同组织纪念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汤显祖三大世界文化名人逝世400周年活动。而在国内,对这四位大师的纪念活动也早已拉开帷幕。

    浏览这些纪念活动的报道,不禁产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之感。虽然,这些纪念活动中多少还可以发现或直露或潜藏的商业动机、政绩驱动或文化猎奇,但不管怎么样,纪念文化大师毕竟是一大善举,它像闹钟一样定时提醒着世人,回顾大师们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而这对于推动学术和文化繁荣总会起到一些积极作用。这无疑值得欣喜,但话说回来,更多的却是忧思。

    一方面,正如人们时常哀叹的,“今天的我们处于一个不出大师的时代”,以及不时见诸报端的“假大师”们那些真骗子行径,都令人不忍再听“大师”二字。另一方面,更可忧虑的是,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找到打开大师的正确方式。请看,官方的纪念活动大多是座谈研讨、出版文集、影视作品这标配“几大件”,往往形式大于内容;大师故里的纪念活动则大多修家谱、摆阔气,甚至明里暗里打着借鸡生蛋的小九九;文化人们的纪念活动又爱用所谓再解读、重塑造的解构手法,以大师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说是纪念大师,实则宣传自己,仿佛纪念者成了被纪念者,被纪念者反而沦为了一块踏脚石。凡此种种,均令人心忧。

    客观地说,在任何时代,大师都不属于所有人。能成为国民偶像的,一般总是颜值大于价值的娱乐明星,绝不会是文化大师。拿鲁迅来说吧,无论是在世还是今天,其思想并非人人都能接受,也未必人人都能理解。而400年来,汤显祖的剧作在国人中也非老少咸宜。至于舶来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就更不用说了。这其中,有地域差异而导致的文化折扣,也有时代不同而带来的理解隔阂。很多时候,都市白领在写字楼里津津乐道莎翁作品,和“小镇青年”迷恋看电影,在文化心理上具有高度同构的一面,本质上都是阶层美学的自我标签。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否认大师依然有其不因时空变化而消失的思想价值,这就是大师的“硬核”。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纪念大师时,应保持的正确姿态,就是像一只坚韧的松鼠那样,努力磕开这颗“硬核”,呈现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之处。比如,汤显祖在作品中对真性情的讴歌,对人的解放的期待和颂扬;又如,鲁迅对吃人社会的批判,对人性的深刻解剖,以及把自己当做匕首投向黑暗的决绝,等等。当然,除了硬核,大师也有柔软的侧面,他们也有情爱甚至八卦,这些趣闻轶事读来轻松解颐,酒桌之上又可作高雅的谈资,还能发在朋友圈示人以博学。或许是迎合了这一心理,一些以大师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对此大书特书,并自称塑造了“有血有肉”的大师,更有甚者把“大师”当成了老母鸡,截翅剁爪,以断章取义的只言片语、捕风捉影的琐细小事,熬成一锅“鸡汤”奉上。实际上,对大师硬核的回避,是对大师最残酷的阉割。当我们为发现了大师日常化的侧面而欣喜若狂,必须记得,如果没有大师凌然傲立的正面,这一侧面毫无意义。这就好比,我们完全可以陶醉在诗情画意的月光之中,但再多的赞美也无法改变它反射的是太阳的光芒这一事实。

    磕开“硬核”的工作是艰巨而痛苦的,但有勇气的淘金者都知道,淘金必须要深入到真正的矿井中去,翻检矿渣有时也会有惊喜,却从来没有人在矿渣堆中变成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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