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家长乐意为子女增加教育投入，中国家长迫切需求优质教育资源和环境。无论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学校都要在办校的特色上下工夫，不能千篇一律，要让学生得到多元化的发展，培养有创新活力的人才。

    今年两会，“天价学区房”“本科生不如技校生”“低龄留学热”等成了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问题。“供给侧改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对于教育领域的“痛点”，是否也可以从供给侧着手突破呢？

    关键词：天价学区房 破解之方：加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近日，在北京西城区文昌胡同深处，一间破败的仅有11.4平方米的房子竟然卖到了46万/平方米，总价达530万元。而如此高价的原因则在于它是北京某著名小学的学区房，这一价格刷新了北京学区房的历史记录。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回应“天价学区房”时称，多校划片是各地在解决单校划片带来的问题中探索出的办法，这是目前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举措之一，教育部建议推广。但各地情况不一，最终效果怎么样，“群众的感受是标准”。

    今年年初，在教育部相关文件中提出了“多校划片”新政，明确今年将在目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稳妥采取多校划片，将热点小学、初中分散至每个片区，确保各片区之间大致均衡。

    然而，这一政策却未能给火热的学区房降温。据链家地产销售人员介绍，学区房的房价并未受到“多校划片”政策的影响，以北京陶然亭、白纸坊学区为例，从去年年底到现在该学区房屋均价涨幅最高逼近2万/平方米。

    “如果多校划片之后，学区与学区之间，或者学区内部学校之间，存在严重的办学质量、条件差异，那家长的择校冲动依旧无法遏制，还是会择学区，难以从根本上缓解择校热。”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科技日报记者说，必须把多校划片和义务教育均衡充分结合起来，在实行新政的同时，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推进深入的教育管理改革。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治理“天价学区房”要在“多校划片”等政策之上，加大优质教育供给，从三个方面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一是促进教育多样化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二是发展民办教育，给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机会；现在民办教育办学的门槛太高，可以降低门槛、加强监管和教育质量的评价。三是允许民办机构“托管”公办学校。政府购买服务，利用民间的智慧、力量、技术来办学，也可以增加学生和家长的选择。

    关键词：“本”不如“技” 破解之方：校企互动补齐高教“短板”

    在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李志军的一番关于“本科生不如技校生”的言论，引起了网友热议。据媒体报道，他表示，现在本科教育缺少职业技能培训，毕业生什么工种都做不了，还不及新东方职业技能学校的，毕业了就直接上手工作。

    对于此番言论，全国人大代表、江南大学副校长金征宇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与强调职业技能培养的技校生相比，在快速适应工作岗位能力上，本科生确实略显不足。但是，大学的教育本就不仅是职业训练，而是对一个人综合能力和素质的提升，在人才培养上不该短视。“经过大学四年的学习，学生不仅积累了某一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而且接受了大量的通识教育和人文熏陶。很多学生未来也许从事的并不是所学专业，但四年的积累会让他们懂得如何学习、如何做人、如何生活，这为其一生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悉，今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再攀高峰，高达765万，超过2015年749万，眼见又是一年“最难就业季”。相比之下，技校生的日子确实好过很多。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中发现，中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9年超过95%，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连续3年超90%。

    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在金征宇看来，并不能把责任推给大学一家，应该让更多力量参与其中，让大学教育在强化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同时补上“短板”。金征宇建议，首先在校期间，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企事业单位应多多提供实习机会，让学生们在走出校门前适应社会，在工作中实践和积累。而学校则应根据学生在实习期中的不足，进行针对性的教学，实现学校与企业的双向互动人才培养模式。“但现实中愿意这样做的很少，企业会担心学生的操作能力不强，影响效益。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习以为常，我们应该适当学习和借鉴。”其次，对于初入职场的毕业生，企业或行业组织最好能够提供岗前培训，让他们逐步适应岗位需要。

    关键词：低龄留学热 破解之方：把高端教育需求留在国内

    在今年两会上，朱永新谈到，目前高端教育需求外溢严重，留学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他强调，中国需要既具有“中国心”，又具有国际适应力和竞争力的优质教育，很难想象低龄青少年能在境外培养出“中国心”。大量外流的青少年人才，本身就说明我们的教育供给出了问题。

    近年来，我们流失了多少“中国心”呢？

    以美国为例，相关机构去年发布的《2015年出国留学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07年—2012年，中国赴美的高中生数量已由6541人增长到了4.86万人，5年间人数增长了8倍之多。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宗瓦预测，虽增速有所放缓，但未来几年这一数字仍会保持在每年10%—15%左右的增速。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为子女进行教育投入的经济基础，中国家长迫切需求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环境，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我们的基础教育供给为什么没有赢得他们的心呢？如何才能将这些高端的教育需求留在国内呢？

    熊丙奇表示，“低龄留学热”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因素造成。其一，现在的中、高考制度之下的基础教育，关注的只是知识教育，用一个单一分数来评价所有学生。“这样的训练对于学生来说，表面上打牢了知识基础，但是除了知识教育之外，学生的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以及身心发展都打上了大大的问号。”其二，主要是国内高等教育的现状。“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每天超负荷地学习，但是一到了大学就十分懈怠，浪费了学习知识和技能的黄金时间。”

    对于上述两方面的问题，熊丙奇认为，首先要对现行的高考制度进行改革，打破单一分数评价、打破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实行教学、招生、考试分离，即政府部门只负责宏观管理，要把考试评价权交给社会专业机构，把招生自主权赋予大学，让考生有考试选择权。其次，最根本的还是要在办校的特色上下工夫，不能千篇一律，让学生得到多元化的发展，培养有创新活力的人才。而这需要高校获得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能够自助设置学科、专业和课程，选择适合本校的人才培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