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看台 

    专利有商业价值，是指其在市场上有竞争优势和产业化前景。令人遗憾的是，来自上海市多所部属高校、市属高校和知名科研院所的专利中，具备商业价值的属于稀缺品。据《解放日报》报道，上海盛知华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承接了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知识产权价值提升与实现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接收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专利，先评估其商业价值，再对有价值的专利进行管理和转化。

    目前评估了该市高校、科研院所的约300件专利，却发现有商业价值的比例“不足5%”。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专利政策“重数量、轻质量”。盛知华总经理纵刚博士说，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实行专利数量导向政策，以专利量为指标对各省市进行排名，使地方政府竞相推出资助和奖励举措：职务发明人申请专利后，申请费主要由政府出，发明人还能获得经济奖励；专利授权后，发明人也能获得奖励，而且专利前三年的维护费由政府资助。这些政策使我国专利年申请量快速增长，2011年已排名全球第一。

    纵刚说，申请一件专利很容易，即便是申请发明专利，也不难，因为专利审查员的评判标准是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对其科学性、严谨度基本不做判断。数量导向的政策，加上不了解专利与科研论文之间的差别，造成我国一系列专利不恰当用途：科研人员评职称时，专利可替代论文；许多政府科研项目结题时，要求申请专利，而不是因为有商业价值才申请；研究生毕业、博士后出站，可以用专利替代论文；户籍政策规定，拥有专利是加分项。

    华东师大教授、上海市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德斌介绍，2012年，我国高校的专利授权量为68971件，同年美国高校的专利授权量为4797件，两者相差14倍以上。其中，我国高校的发明专利为34294件，比美国高校高7倍多。

    一方面，我国专利量飞速增长；另一方面，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基本无人管理专利质量，“有商业价值的不足5%”就不足为奇。

    形成对比的是，美国高校专利中，有商业价值的比例高达50%左右。在“专利许可收入”这一商业价值指标上，杜德斌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高校的专利许可收入一直徘徊在5亿元左右，而且有下降趋势。2012年，高校专利出售的实际收入为4.69亿元，仅相当于高校科研经费支出总额的0.45%。

    纵刚介绍，在美英两国，高校平均每5件—10件发明配备一名管理人员，他们的职责是：评估科研人员提交的发明的专利性和商业价值，达到标准才申请专利；对有价值的专利进行培育；管理专利申请全过程以提高质量；寻找适合转让、许可的企业。而且，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很高，通常是兼修科技、法律和工商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此类人员的收入也高，是教授平均收入的2倍。以牛津大学为例，该校专利管理团队有90多人，其中一半以上拥有理工科博士学位和MBA学位。反观我国高校，专利管理人员大多在5人以下，且大多是缺乏专业背景的行政人员。“今年和我们公司签约的一家上海高校，每年申请专利约300件，只有0.5人负责专利事务，因为此人还有其他工作。”

    在无人管理状态下，高校科研人员提交的专利申请不会得到价值评估，而是直接转交给专利代理事务所，后者以每件5000元左右的价格撰写专利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由于是“按件收费”，而非发达国家实行的“按小时收费”，专利代理事务所不注重专利质量，撰写的文本往往很薄，专利保护性很差。

    “这样的后果是扼杀创新。”纵刚分析说，如果一项有潜在商业价值的技术，其专利质量不高，不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企业是不愿意购买的，因为他们投入研发经费将其转化为产品后，其他企业能“绕开”专利、拷贝产品，使转化创新成果的企业无法盈利。这样一来，创新性科研成果就难以进入产业化阶段。

    纵刚表示，如果专利数虚高现象不尽快解决，专利价值评估的工作量就太大，将严重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为此他呼吁：取消专利数量导向政策和专利的种种不恰当用途。在这方面，上海可先行改革。此外，发明成果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应加大资金和人力等投入，建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发明量小的则可委托第三方机构。（俞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