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盛 利  实习生  蒲 江

    “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刚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这既是一个融合全面提速的阶段，也是一个矛盾问题不断凸显的阶段。”9月17日，在第三届绵阳科博会期间举行的军民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论坛上，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5》如此指出。

    军地企业院所的合作理念，要在面向市场的前提下更加“融会贯通”；军民融合的政策法规、运行机制等顶层设计，要在“政策红利”支持下围绕具体实践深度整合……在本次论坛上，多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在热议军民融合广阔前景的同时，也表示在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过程中，仍有诸多瓶颈待破解。

    军民融合主要分为两层含义：一是“军转民”，就是军事技术在民间的使用；二是“民参军”，即民营主体参与军工市场。《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5》称，近年来，全国在重点领域军民融合不断加深。“民参军”方面，民口单位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的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目前获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民口企业占比已达2/3，其中民营企业占比在1/3以上。而在“军转民”方面，全国已形成了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军转民支柱产业，各军工集团民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基本稳定在70%—80%之间。

    “国防科技工业，是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主战场，‘民参军’‘军转民’是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的一体两面。在去年重点关注‘民参军’的基础上，今年报告的重点放在了‘军转民’上。”《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5》编委会主任、国防大学副校长毕京京指出，由于受多种复杂因素制约，我国“军转民”的广度与深度都还不够，军工高新技术对国民经济的溢出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国防科技工业对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思想观念问题是军民融合的突出问题，部分国防军工领域企业、研究机构缺乏竞争意识。”作为“军转民”的杰出代表，长虹集团董事长赵勇认为，军工单位是在一个长期相对比较封闭的体系里面发展起来的，过去是等任务，现在需要更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一系列的观念都需要调整。

    “‘军转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思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徐志磊对此表示认同，“民营企业以用户为中心，军工企业以军队为中心，在军民融合的过程中，军工企业也要逐步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

    近年来，绵阳科技城在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上做出了诸多探索，已初步探索出“院所自转、军工自转、院企联转、民企参军”4种军民融合模式，促进了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转化和企业发展。军民融合企业已达387家，去年实现军民融合销售收入1550亿元，今年上半年实现军民融合销售收入710亿元。但在绵阳市委副书记张锦明看来，绵阳的军民融合发展依然面临一些困难，“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军地怎样融合的体制问题。”张锦明表示，军民融合体制性障碍的破除，还是需要依赖国家的顶层设计。

    国家发改委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司司长王树年亦表示，军民融合发展需要在国家层面形成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的体制机制。

    此外在论坛中，军民融合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被频频提及。“做好人才储备是推进军民深度融合深度发展的关键任务之一，而现阶段我们的管理人才、创新人才、技术操作性人才都还不够。”军事科学院军民融合研究中心秘书长于川信表示，“军工企业在从事民用研发时，不仅需要相应的科技人才，还需要一批创新人才。”

    对于下一步的军民融合，毕京京建议，军地企业应主动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以及“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行动计划对接，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政策引导，推进制度创新，以便更好发挥军工技术对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