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8月15日 星期六
鬼影憧憧的民国
文·胡一峰

    现在有些人看民国时期,总觉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其实,民国如同被历史叙述者施以脂粉的女子,固然有面容姣好的时刻,但也有卸妆之后的鬼影憧憧。上个世纪前二十年,一度盛嚣尘上“灵学”就是一例。

    所谓“灵学”,按时人说法是研究灵魂的“科学”。1917年,上海成立了“上海灵学会”,出版“专业刊物”《灵学丛志》。1920年,北京又成立了“北京悟善社”,出版《灵学要志》。细究起来,这股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的“灵学”思潮乃土洋迷信结合之产物。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人就开始研究“灵学”,1882年在英国成立了灵学研究会,影响很大。差不多同时,日本学者也颇热衷于灵学研究,并熏染到留日的中国学生。洋出身让“灵学”显得格外高大上,而中国传统的扶乩迷信则帮助舶来的“灵学”找到了本土躯壳,推动其在中国社会成功上位。以上海灵学会而言,“遇有精微不可通之故,则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明之隔”。

    《灵学丛志》经常刊登一些“灵魂摄影”,也叫“鬼影”。比较著名的一幅是前清翰林徐定超的鬼影照片。徐定超是浙江温州人,在清为官时以敢言著称,多次弹劾朝廷大员,又饱读诗书、精通医经,曾出任清代京师医学堂总教习、两浙师范学堂监督。1917年11月,70多岁的徐定超从上海坐普济号轮船回温州时,不幸遇难。家人哀痛不已,以扶乩的方式招来了徐的灵魂。更奇葩的是,竟然是徐定超的鬼魂告诉家人如何为自己留影,“吾知儿孙哀思殊切,特留灵魂照相,以慰孝思。可于初九夜十句钟后,用白布悬堂前,照以电灯,为吾摄影”。于是,家人依计而行,“当晚即在班老生前书房用药水将玻片洗涤,及竣则皓发垂胸之班老立于其中矣!”

    今天我们说到封建迷信时,总会联想到顽固、守旧,但在当时,不少“灵魂摄影”的信奉者却十分洋气。做过民国政府外交总长、司法总长的伍廷芳,是留学英国的法学博士,受过现代教育又吃了多年洋面包,却是一个“灵学”死忠粉。据说他在美国时,亲身体验过和鬼影合照,鬼魂就站在伍廷芳身后,其中一人为已死去半年的英国驻美国总领事。在上海灵学会的发起人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出身无锡扶乩世家的杨光熙、杨璇父子,这不足为奇,但我们还看到了近代著名医学家丁福保、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等新派社会名流。据丁福保自述,一开始,即便伍廷芳言之凿凿,他也不信“灵魂摄影”之说,直到见了徐定超的照片,自己又亲身监督上海灵学会试验几次,才“豁然无疑”。陆费逵则说,他本不信鬼神之说,且十多年来主张破除迷信,但后来亲眼见到杨氏父子扶乩之神,“始而疑,继而信”。

    或许是因为当时“科学”二字正如日中天,上海灵学会也曾试图给“灵学”带上科学的面纱。灵学会会员姚作霖就认为,中国其实早有灵学,但缺乏“科学规范”,“信者又不能以科学的方法研究真象,仅仅举其灵迹,集其惩劝之诗文,刊行分送,使读者不过与太上宝笺玉历宝钞等类齐观”。另一位会员余冰臣甚至提出,“灵学者,实为凡百科学之冠,可以浚智慧,增道德,养精神,通天人。”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任鸿隽一度也受到蒙骗,认为灵学和天演论、相对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应该大力普及。但他毕竟是科学家,很快就回复到清醒的头脑,开始质疑灵学,并明确说所谓“灵学”实质是伪科学。

    当时,积极为“灵学会”站台的人中,还有做过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和著名思想家严复。黎元洪是一介政客,不甘寂寞,借灵学之手刷一下“存在感”倒也不足为奇。严复是把开启近代中国民智的盗火者,何以也甘为灵学推手呢?细读严复与灵学的思想纠葛,似可品出另一番滋味。在严复看来,世界上的事,尚有许多在科学“边界”之外。用他的话来说,“世间之大,现象之多,实有发生非科学公例所能作解者。何得以不合吾例,憪然遂指为虚?此数十年来神秘所以渐成专科。”他还认为,正因为灵学神秘,更需要用科学来研究。“每有极异之事,庸愚人转目为固然;口耳相传,亦不问证据之充分与否,此最误事。故治灵学,必与经过科学教育,于此等事极不轻信者为之,乃有进步。”严复还说,自己生平未闻一鬼,未遇一狐,因此,《灵学丛志》的鬼神诸论,“什九能为驳议”。也就是说,严复虽不否定灵学,但抱定的其实是一种谨慎观望、外部研究的态度,这和灵学会的成员投身其内,认定灵学就是“科学”存在微妙区别。

    与严复的暧昧态度不同,陈独秀、钱玄同、胡适、鲁迅等多位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灵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刘文典指出,鬼神论“害之所极,足以阻科学之进步,堕民族之精神。此士君子所不可忽视,谋国者所当深省也。”鲁迅说得更加痛快,“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办法来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都带了妖气。”

    今天,距离“灵学”热已有一百年了。一百年来,迷信和伪科学的妖风时有刮起,顶着通灵帽子的各色“大师”不时活跃在人们生活的明处或暗处,往往还能得到一众政客、文人的背书。这一切,似乎也在警示我们,提升国人科学素养的任务依然沉重,新文化运动诸贤当年的告诫也并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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