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人看民国时期，总觉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其实，民国如同被历史叙述者施以脂粉的女子，固然有面容姣好的时刻，但也有卸妆之后的鬼影憧憧。上个世纪前二十年，一度盛嚣尘上“灵学”就是一例。
所谓“灵学”，按时人说法是研究灵魂的“科学”。1917年，上海成立了“上海灵学会”，出版“专业刊物”《灵学丛志》。1920年，北京又成立了“北京悟善社”，出版《灵学要志》。细究起来，这股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的“灵学”思潮乃土洋迷信结合之产物。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人就开始研究“灵学”，1882年在英国成立了灵学研究会，影响很大。差不多同时，日本学者也颇热衷于灵学研究，并熏染到留日的中国学生。洋出身让“灵学”显得格外高大上，而中国传统的扶乩迷信则帮助舶来的“灵学”找到了本土躯壳，推动其在中国社会成功上位。以上海灵学会而言，“遇有精微不可通之故，则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明之隔”。
《灵学丛志》经常刊登一些“灵魂摄影”，也叫“鬼影”。比较著名的一幅是前清翰林徐定超的鬼影照片。徐定超是浙江温州人，在清为官时以敢言著称，多次弹劾朝廷大员，又饱读诗书、精通医经，曾出任清代京师医学堂总教习、两浙师范学堂监督。1917年11月，70多岁的徐定超从上海坐普济号轮船回温州时，不幸遇难。家人哀痛不已，以扶乩的方式招来了徐的灵魂。更奇葩的是，竟然是徐定超的鬼魂告诉家人如何为自己留影，“吾知儿孙哀思殊切，特留灵魂照相，以慰孝思。可于初九夜十句钟后，用白布悬堂前，照以电灯，为吾摄影”。于是，家人依计而行，“当晚即在班老生前书房用药水将玻片洗涤，及竣则皓发垂胸之班老立于其中矣！”
今天我们说到封建迷信时，总会联想到顽固、守旧，但在当时，不少“灵魂摄影”的信奉者却十分洋气。做过民国政府外交总长、司法总长的伍廷芳，是留学英国的法学博士，受过现代教育又吃了多年洋面包，却是一个“灵学”死忠粉。据说他在美国时，亲身体验过和鬼影合照，鬼魂就站在伍廷芳身后，其中一人为已死去半年的英国驻美国总领事。在上海灵学会的发起人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出身无锡扶乩世家的杨光熙、杨璇父子，这不足为奇，但我们还看到了近代著名医学家丁福保、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等新派社会名流。据丁福保自述，一开始，即便伍廷芳言之凿凿，他也不信“灵魂摄影”之说，直到见了徐定超的照片，自己又亲身监督上海灵学会试验几次，才“豁然无疑”。陆费逵则说，他本不信鬼神之说，且十多年来主张破除迷信，但后来亲眼见到杨氏父子扶乩之神，“始而疑，继而信”。
或许是因为当时“科学”二字正如日中天，上海灵学会也曾试图给“灵学”带上科学的面纱。灵学会会员姚作霖就认为，中国其实早有灵学，但缺乏“科学规范”，“信者又不能以科学的方法研究真象，仅仅举其灵迹，集其惩劝之诗文，刊行分送，使读者不过与太上宝笺玉历宝钞等类齐观”。另一位会员余冰臣甚至提出，“灵学者，实为凡百科学之冠，可以浚智慧，增道德，养精神，通天人。”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任鸿隽一度也受到蒙骗，认为灵学和天演论、相对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应该大力普及。但他毕竟是科学家，很快就回复到清醒的头脑，开始质疑灵学，并明确说所谓“灵学”实质是伪科学。
当时，积极为“灵学会”站台的人中，还有做过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和著名思想家严复。黎元洪是一介政客，不甘寂寞，借灵学之手刷一下“存在感”倒也不足为奇。严复是把开启近代中国民智的盗火者，何以也甘为灵学推手呢？细读严复与灵学的思想纠葛，似可品出另一番滋味。在严复看来，世界上的事，尚有许多在科学“边界”之外。用他的话来说，“世间之大，现象之多，实有发生非科学公例所能作解者。何得以不合吾例，憪然遂指为虚？此数十年来神秘所以渐成专科。”他还认为，正因为灵学神秘，更需要用科学来研究。“每有极异之事，庸愚人转目为固然；口耳相传，亦不问证据之充分与否，此最误事。故治灵学，必与经过科学教育，于此等事极不轻信者为之，乃有进步。”严复还说，自己生平未闻一鬼，未遇一狐，因此，《灵学丛志》的鬼神诸论，“什九能为驳议”。也就是说，严复虽不否定灵学，但抱定的其实是一种谨慎观望、外部研究的态度，这和灵学会的成员投身其内，认定灵学就是“科学”存在微妙区别。
与严复的暧昧态度不同，陈独秀、钱玄同、胡适、鲁迅等多位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灵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刘文典指出，鬼神论“害之所极，足以阻科学之进步，堕民族之精神。此士君子所不可忽视，谋国者所当深省也。”鲁迅说得更加痛快，“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办法来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都带了妖气。”
今天，距离“灵学”热已有一百年了。一百年来，迷信和伪科学的妖风时有刮起，顶着通灵帽子的各色“大师”不时活跃在人们生活的明处或暗处，往往还能得到一众政客、文人的背书。这一切，似乎也在警示我们，提升国人科学素养的任务依然沉重，新文化运动诸贤当年的告诫也并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