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 雪

    “十年前做社会调查，公众对环境风险的关注度大概排七八位，现在已经上升到三四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说。

    这与本报对代表委员群体的调查结果一致。在本次调查中，代表委员对未来3—5年可能发生的社会风险预测结果显示，认为会发生大规模生态环境事件的占42.6%，排位第四。另外三个指标依次为社会信任度会下降，占44.7%；周边不稳定因素增加，占46.8%；发生贫富悬殊，占51.1%.。

    李炜指出，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受教育程度和比例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白领、高知开始关注和反思过去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付出的环境代价。“20年前就有雾霾，但那时几乎没人说这事。”李炜说，在知识和经济富裕的基础上，从农村生态到城市环境，从食品安全到大气污染防治，人们的容忍度发生了改变，开始追求一种社会平衡。

    “社会信任度下降，更像是一个文化层面的问题。”李炜表示他不好确定社会不信任是不是风险点，因为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社会事项。“周边不稳定因素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并且可控的社会风险。”李炜说，可能由于身份和职业等因素，代表委员比普通公众更关注这一指标。

    “贫富悬殊是指向社会矛盾、关注社会公平的一个指标。”李炜告诉记者，据他们调查的结果，过去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近年来正在逐步减小，而区域之间、城镇内部、农村内部的贫富正在拉开差距。“收入差距是一个方面，大家关心的更多是分配不公。”

    “对贫富、环境等问题的高度关注，是因为代表委员这个精英群体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张力更大，容忍度更小。”李炜说，如果在城镇或农村的普通大众群体中开展社会风险调查，数据比例就不会这么高。

    （科技日报北京3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