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话题 

    “一个重要的评审会前，我们首先要搞到名单，看看各自认识哪些专家，分头‘打招呼’。”3月7日，科技界小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郑兰荪说。

    “我跟某某评委很熟，再去打招呼，没有必要……”郑兰荪跟同事说。

    同事答：“不行！这是规矩——发个短信、打个招呼，是为说明‘这次欠了你的账……’。”

    “评审会变成利益交换。我支持你，你支持我，像分赃一样。搞完学术评审会，心情非常不愉快。”郑兰荪说，为了团体和下面的年轻教师，他不得不“搞”。

    同一会场的潘建伟委员说，常见如此评审：评A的学生，A离场；评B的学生，B离场；其实A和B互相支持对方的学生。

    “打招呼”不是这两年才有。一位著名生物学家2010年告诉媒体：“有个科研经费没有给我带领的梯队，评委私下反馈说：××看不起我们，不给评委打招呼。”

    “我的学生酒量现在都非常好；我学生的学生，30岁不到，被逼着拼命喝酒，真是逼良为娼。”郑兰荪说，“我不敢多劝，怕害了他们——像我们一样不会交际，不会公关，生存不下去。”

    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委员告诉科技日报，他从来不“打招呼”。因为他批评过“打招呼”，不愿自相矛盾。但同事和朋友都认为高抒很怪——“你要搞搞啊……别人搞，你不搞。你不就吃亏了吗？”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对规则不敏感，对吃亏很敏感。”高抒说。

    另外，谈到人情逼迫，高抒说：“全世界都有人情文化。但为了人情，搞得人沮丧沉重，就过头了。”

    然而，高抒认为不正之风的根源，是管理而不是文化。高抒说：“现在所有的人都搞项目，没有项目活不了，因为科研单位考核要看项目和论文数量的。”

    经常批评科技管理体制的尹卓委员说：“年轻人一入行就看出门道了：‘没项目，我就不能当课题组长，不能有成果，不能评奖。有了奖才能升副高、正高、院士……’纯洁的心灵就这样被污染了。他们开始想方设法走后门拿项目，当上课题组长再把项目发包出去——‘我挂第一作者，你挂第二作者。你拿钱，我出名’……”

    “功利主义谁造成的？明明白白的‘法条’造成的！”尹卓说，歪风根源在于各种管理规定。

    “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哪有这么多项目？”高抒说，“物资短缺时代，人就到处找后门，生活所迫。好比一个月只发半斤肉票，人就得到处跑，去弄肉。”

    “慢慢地，人的精神没了，干一番事业的劲头没了。”高抒说，“本来人们是志在科学问题，才做科研的；如果为生存而战就不好玩了。”

    （科技日报北京3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