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限购成为两会的一个话题，有委员建议取消限购，也有委员建议采取更严厉的限购措施。这里且不说谁的提案好，我想，一种好的公共政策，至少应能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促进社会理性的发展。

    购买汽车是一种个人行为，它符合人们追求更好物质生活的心理期待，显然也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努力，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原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最终会促进社会利益。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行为中的个人理性能促进社会利益是有外部约束条件的，如果放任人的自利行为，那恐怕就不是给社会带来利益，而是灾难了。个人的理性往往从个人利益立场出发，有时换来社会的非理性。比如考公务员，大家一窝蜂都去考，是大家都不理性吗？其实多数人是理性的，是他们对自己职业发展做出的一种尝试。人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理想无可厚非，但一旦某种职业理想成为人们的普遍选择时, 那么这种个人的理性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的价值选择的非理性, 势必造成人才资源配置不合理，延缓社会发展。难以想象，一个人人都想着去当官的社会会是怎样？

    购车也一样，人人都有买车的权利，但大家都去买车（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环境代价、能源代价、交通代价都会是惊人的。北京环路上拥堵的滚滚车流，其实就凸显着社会运行的非理性。因此，国家对个人行为的引导和约束极其必要。从这个角度讲，备受公众关注的车辆限行限购政策有它积极的意义，只是从政策的操作层面有提升的空间（如公平、公正）。国家意志应带有超前的指引性和前瞻性，它超越个人意志甚至偶与其相矛盾，如国家号召建设节约型社会，倡导公民节约资源能源，这与部分公众追求生活条件最适化是有矛盾的。

    要促进社会理性地发展，除了外部强制的约束外，还要提升个人的思想意识，在更大程度上发扬人性中非利己的其他价值选择。普遍的个体意识自觉实质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包括生态文明观念都应融入我们的文化中，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实现社会理性，提升个人理性的水平也尤为重要。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为现实生活是复杂的且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人们掌握的信息总是有限的；收集信息是有成本的；进行计算和权衡比较也是有代价的；人的智力更是有限，从而人不可能无所不知。学识水平、信息供给都可显著提高个人理性水平。

    一个显著的例子，在我们的社会曾发生过的抢盐、抢板兰根事件中，如果人们能随时接触到有公信力的信息渠道，便不容易跟风哄抢，极端事件中出现的个人盲从很大程度上可解释为消息闭塞、信息不透明条件下的抉择。在缺乏足够的信息时，我们通常会一边观望别人，一边收集信息、拼拼凑凑。比如，很少有人会选择一家空荡荡的饭店吃饭，而放弃另一家门庭若市的饭店，从众或模仿这种本能在信息匮乏的时候显得尤其突出。

    社会的运作和发展离不开个人理性，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也有一致的时候，但由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内在价值追求的不统一，它们在很多时候又是矛盾的，个人理性不会自发成为社会的理性。

    如何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实现社会理性的建构，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协调，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