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蛟龙”号，从南海首次“抓”回拉斑玄武岩本应是件高兴的事，为揭示南海地质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但项目负责人、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有点高兴不起来。因为要想搭载“蛟龙”号再返南海做进一步研究，至少得等几年后了——“现在的科技计划里，用于出海的‘船时费’十分有限，更别说支撑昂贵的‘蛟龙’号潜次了”。

    作为“蛟龙”号的业主——中国大洋协会的办公室主任刘峰谈起这个话题也不轻松：“我们也希望科学家能借助‘蛟龙’号开展重大科学研究，可大洋专项经费只能用于我国三大国际海底合同区的资源勘探。”

    “‘蛟龙’号最大的成功在于，它没有像‘前辈’一样，成为实验室展品，而是真正投入应用的海洋装备。”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业内人士认为，“蛟龙”号要走向业务运行，尚存两道“坎”：海洋科技项目对海上作业支持力度不足、尚未建立共享公用机制。

    海洋科技项目对海上作业支持力度不足

    2012年完成7000米级海试后，“蛟龙”号计划用3—5年左右时间开展试验性应用，完成从海试向常态化业务运行的过渡。

    从2013年开始，“蛟龙”号下潜不再追求深度突破，而是服务于科考项目。在连续开展了两年的试验性应用航次中，预计有超过30名科学家随“蛟龙”探海。

    很新奇，收获很大。这是下潜归来的科学家重复最多的话。汪品先院士的团队成员——同济大学周怀阳教授就在航次中发现了拉斑玄武岩。

    刘峰告诉记者，目前国内海洋科学界对发挥“蛟龙”号深度优势、技术优势，抢占深海科技前沿，获得国际尖端成果的呼声极高，需求异常旺盛。

    这并不让人意外。作为目前世界上下潜深度最深的作业型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在地球科学、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等世界前沿科学研究领域具有其他深海装备无法比拟的技术优势。

    但他苦恼的是，受目前国家科技项目安排体制的局限，研究经费难以支撑“蛟龙”号下潜作业，旺盛的应用需求与出海下潜作业经费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海洋科学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科学，现场观测数据和样品的获得与长期积累是海洋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

    在“蛟龙”号2014—2015年度试验性应用航次第二航段现场指挥部科学家、上海交通大学肖湘教授眼中，参与大洋航次是深海微生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周怀阳说，现在很多研究海洋的学者不愿意出海，准确说是出不起海。

    他分析说，目前国家科技计划中，出海的支出名目是燃料动力费，但一般性的涉海项目很少有这笔开支。

    “因为一直承担大洋项目，并且一直跟踪‘蛟龙’号的应用进展，研究成果也为业内了解和认可，比如这次出海，就是结合大洋项目搭了顺风车。”但他坦言，不是所有人都有他这般幸运，而这份幸运也不会随时光顾。

    科学家急需观测数据，却用不起考察船，也缺乏观测数据共享渠道。200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试点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海洋科学调查船时费”（以下简称“船时费”），以确保科学基金项目海上考察任务的实施，并获取研究所需的观测资料。

    但在周怀阳看来，一年两三千万的船时费远远不够，“只能在海边玩玩”。

    而要使用“蛟龙”号，不仅成本更高，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涉海的科技项目中没有这项列支。

    业内专家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我国海洋事业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国家投入虽然连年增加，但与扩大的规模不成比例。而我国海洋技术走在了海洋科学前面，因此首先要孕育使用“蛟龙”号的土壤：用科技计划牵引，让科学家可以用、用得起这类大型深海装备，其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作为各国实施海洋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海洋高科技能力在众多科技发展领域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将中央各部门管理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整合形成五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提出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科学布局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建立围绕重大任务推动科技创新的新机制。整合后，“蛟龙”号常态化业务运行值得期待。

    大型深海装备共享共用机制尚未建立

    谈及“蛟龙”号使用的高成本问题，“蛟龙”号业务化运行单位——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党委书记刘保华提到其中一个原因是，目前“蛟龙”号工作母船还没有真正开始建造，只能利用有着30多年船龄的老船作为支持母船：“蛟龙”号没有专门艇库，只能被置于甲板，另外噪音大、没有动力定位与多波束水深能力等。这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蛟龙”号的作业效率发挥，不能一船多用，“就像我们下班开车回家，要是能顺路买菜、理发、美容，成本将会大大降低”。

    此外，下潜作业区远离大陆、航渡时间长等因素都增加了单次下潜成本。

    最新消息是，“蛟龙”号新母船已进入可行性报告论证批复阶段。新母船建成后，“蛟龙”号下潜次数多了，潜次成本自然降了下来。如果作业区距离大陆近、航渡时间段，单次成本也会下降。

    但肖湘分析认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公共大型深海装备的共享共用机制尚未建立。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人士也认为，类似“蛟龙”号这样的国家公共大型深海装备不可能像汽车一样实现批量生产，国家必须要有独特的制度保障其运行。

    大家都提到了美国的“阿尔文”号，“应该像它那样，建立理事会制度，规定投资主体、维护主体、运行主体，从制度上形成畅通的运行机制”。

    “阿尔文”号是世界上下潜次数最多的载人潜水器，已经服役40多年，年下潜最高次数达270多次。它的所有权归属美国海军，每四年美国海军要为“阿尔文”号提供专款维修费，运营管理则由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负责，采用开放式的管理机制，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理论上，只要符合相关条件，任何个人和机构都可以提出“阿尔文”号的使用申请。

    上海交通大学王风平教授刚参加完美国新“阿尔文”号的最新航次。这个名为“深海热液口的黑暗生命研究”的国际合作项目得到了美国自然基金会支持，吸引了4个国家7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参与其中。

    “申请项目时科学家提出需要到某个区域去，要用到潜水器，下潜次数在立项时就已确定，下潜经费由美国自然基金会直接拨给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科学家完全不用管这方面的花费。”王风平说，美国自然基金会只评估航次的科学价值，这让科学家很轻松。

    由于目前“蛟龙”号还处于试验性运行阶段，加上作业地点的限制，参与下潜的主要还是大洋领域的科学家。

    “试验性应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建立开放共享机制，培育科学需求市场，让科学家知道‘蛟龙’号能干什么，从而提出更高的科学需求，提高国有重大深海装备的效益。”刘峰认为，在国家层面安排基本专项经费，在科学家提出需求后，由科学专业委员会判断该科学需求是否处于国际前沿，是否最急迫，是否具备可行性等因素，统筹安排“蛟龙”号下潜任务。通过这种方式提炼高水平的科学问题，提升潜次价值。

    与此相关的消息是，日前，国务院在《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中提出，力争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各类科研设施与仪器、统一规范、功能强大的专业化、网络化管理服务体系，对于大型科学装置、科学仪器中心，有关部门和管理单位要将向社会开放纳入日常运行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