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一峰

    ■桂下漫笔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在当时影响颇大，但郑本人却缺席近代最有名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其中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郑提出的改革蓝图没有说到皇帝心里。他的《盛世危言》主基调是温和务实的，而康有为的方法是从权力结构“硬核”直接下手，手法泼辣痛快，更能戳中被压制多年的年轻皇帝的心。

    1944年，延安，一位名叫郑景康的摄影师为毛泽东拍了第一张标准像。次年，在延安机场，他又拍摄了著名的相片《挥手之间》。这位摄影师如果读过六年前出版的《西行漫记》，他就会知道，青年毛泽东曾在深夜里躲着自己的父亲，偷偷地读摄影师父亲所写的一本书。这本名为《盛世危言》的书对毛影响至深。郑景康正是书作者郑观应的第四子。

    武侠小说里的绝世高手经常闭关修炼，出关后往往有制敌新招问世。郑观应是个文人，他的祖屋在澳门，前不久因为第一夫人到访而成新闻热点。1885年，郑观应回到澳门郑家大屋隐居，他在“闭关”期间思考的也是制敌之招，这个“敌”是西方列强。

    七年后，他完成了《盛世危言》，系统提出以“商战”为核心的治国方略。一时间，洛阳纸贵，兵部尚书彭玉麟称之为“时务切要之言”。以“无党无偏”自诩的《新闻报》评论道，“中华人以该书作南针，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时论书成为考试题，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郑观应自己对这本书也颇为得意，他多方活动，希望能将其变为帝国的施政纲领。1897年冬，英国新公使到京，传闻将建言当局维新变法，郑观应得到消息，专门写信给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请其去一趟京城，通过英公使促清政府“照《盛世危言》所论采择施行”。郑观应还表示，愿意负担李提摩太“往来北京舟车等费”。

    实际上，至少有翁同龢、孙家鼐和邓华熙这三位帝国官员向光绪帝推荐过《盛世危言》一书。翁同龢贵为两代帝师，执掌中枢多年。孙家鼐做过礼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曾是帝国文宣、干部工作最高长官。邓华熙的官稍小一些，也是主管一方财经的江苏布政使。而且，据翁同龢告诉郑观应，“今上不时披览，随后必当有内召之旨”。看起来前景是很乐观的，但结果怎么样呢？

    光绪皇帝对此书似乎确实是很看重，据说让总理衙门刷印了2000部，发给帝国的高级干部们学习研究。但对于邓华熙一而再提出擢用郑观应的建议，却十分冷漠。

    邓华熙在第一次推荐郑观应的奏折中十分诚恳地对皇帝说，小郑这个人啊，曾游历世界各国，很用心地考察外情，意志坚定、踏实肯干，是一个可以放手使用的人才。皇帝朱批：“知道了，书留览，钦此”。

    过了三年，邓华熙又一次向皇帝推荐郑观应其人其书，这次的奏折写得更加艺术，足见浸淫帝国官场多年者文辞之老到。他说，前几天接到的上谕中说国运之兴在于人才，当下时局艰难，需才尤急，要求各地官员推荐人才以备擢用。我平时留心观察，发现有些人品性虽然端方，却不善于处理实际工作，有些人呢学识虽渊博，但只会空谈不通实务。接着，笔锋一转，那个叫郑观应的，“深谙时务，志虑忠诚，曩年游历诸邦，研究中外利病得失，汇辑《盛世危言》一书，缕析条分，事多切要”，而且不是我一个人看中此人，山西巡抚胡聘之、直隶总督王文韶他们也都对他赞赏有加。

    不料，皇帝的旨意更加简单，“留中，钦此”。所谓“留中”，大概类似后来的“圈阅”，没有明确的态度和办理意见，是连“知道了”三字也懒得写的一种敷衍。大概两个多月后，光绪帝却召见了另一位呼唤倡导改革的大将康有为，随即开启了悲壮的戊戌变法。而郑观应则成了近代这场最有名的政治改革的“局外人”。

    郑观应的缺席，令很多人惋惜。向来论及此事者，多认为光绪帝的冷漠实为无可奈何，康有为好歹是个进士，有体制内身份，而郑观应当时没有功名，如果擢用，肯定会遭到“顽固守旧势力”更加强硬的阻扰。这个说法即便有一定道理，也不是原因的全部，更重要的或许在于郑观应提出的改革蓝图没有说到皇帝心里。

    要说康有为是个典型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堂门又到官场门，而郑观应则在上海等地经济领域历练多年，基层工作经历丰富。他的《盛世危言》提出的是从人才养成、经济金融等帝国权力结构外围层用力的维新思路，主基调是温和务实的。书中确实大声疾呼设议院等政治议题，但这些内容定位在经济社会改革的支撑性措施，而非全面改革的突破口。

    这一点和康有为大不相同。康有为的方法是从权力结构“硬核”直接下手，手法泼辣痛快，更能戳中被压制多年的年轻皇帝心里最愤懑最柔软的那一块地方，这就是在改革中扩张个人权力，用个人权力推动进一步改革。

    对于康梁的这场信心满满的改革，郑观应打一开始就不看好，很早就对盛宣怀说，“康梁办事毫无条理，不知度德量力，将来必有风波”。康有为见皇帝前拜访了比他年长十多岁的郑观应，探问他对于改革的看法。康问：“政治能即变否？”郑答：“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郑观应还打个了生动的比方说，只靠拇指和尾指，其它指头不助力，能托得起重物吗？在后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郑观应明确说，“所谓大指者即光绪，尾指即康南海”。

    应该说，对政治规则和帝国的权力逻辑看得更远的人，其实还是郑观应。政治改革的逻辑从来不是上呼下应那么简单，没有社会力量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任何改革都必然是无力的，其结局可想而知。几个月后，戊戌维新失败，后党反扑，光绪被囚，康梁逃亡。不论康有为在逃亡途中，是否想起郑观应的五指之喻，后世论改革者，似乎都不应该忘记这位睿智的澳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