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在这个寒风瑟瑟的冬季，《复旦大学章程》乘“风”而来。章程的“孕育”依托于教育部“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政策的“春风”，脱胎于百年老校复旦传承下来的“家风”、“校风”，诞生在舆论的“龙卷风”里。

    历时4年，三易其稿，十余次修改之后的章程是“晚到”的。教育部为这部复旦“家法”配发的36号核准书，比《中国人民大学章程》的1号核准书晚了足足一年。复旦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李粤江表示，《复旦大学章程》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在“985”高校中属于发布得比较晚的。但是，从复旦章程细节披露之初就刮起的舆论龙卷风，到现在也没有停止的迹象，舆论的风眼落在通过教育部核准的47所大学所制定的“家法”章程，能否让“诱人”的改革号角——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隔离，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得以保障，落到实处！

    用做学术研究的方法来制定学校章程

    熊庆年教授是教育专家，也是《复旦大学章程》的制定者之一。提起章程的制定过程，他直言“我们强调研究为先，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慎重。”

    复旦大学在1905年创办之初，就建立了章程，再加上大大小小的组织章程、院系章程、学生规则等等，相关材料有42份之多。如何从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接续传统，这给章程的制定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此，章程的制定者对比了复旦历史上和国内外高校的各版本章程，做了大量研究。

    2010年12月，复旦大学对外宣布将制定一部“大学宪章”——《复旦大学章程》。法学院杨蔚同学对章程的制定非常关注，她参照《宪法》中对国歌、国旗等内容的具体规定，认为这部《复旦大学章程》也应该对校歌、校训做出“权威”的表述，并就此在同学中进行了小范围的调查，最终提出在第七章《学校标识》里要根据学生的关心程度，编排“校训、校歌、校庆日和网络”的顺序。让杨蔚出乎意料的是，章程制定者把她请到了办公室，详细地向她解释了这些建议被采纳或未被采纳的原因。法学专业、颇有思辨能力的小杨同学对此“心悦诚服”！

    事实上，根据全校师生提出的200多条意见，章程的制定者对章程进行了多次修改。复旦大学在章程制定过程中的严谨作风，得到了校内师生、兄弟院校和社会的广泛认可。

    “家法”凸显复旦特色

    “最担心的事情是各高校制定的章程一个模样，没有个性特征。”从2011年9月复旦大学正式成立章程制定工作小组开始，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就担任了组长，他吐露了自己上任之初的担心。

    复旦大学此次没有选用大部分学校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而是颇接地气地提出“大学是社会之光，是以学术为核心的共同体”。章程明确了“复旦信念”、“复旦使命”及“全面的人才培养”等多项核心原则。对此，参加章程制定的一位负责人说：“章程的意义在于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逐步确立现代大学制度。至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那是水到渠成的事，并不会因是否出现在章程中而影响到对这一目标的重视程度，或者达成这一目标的进程”。

    “始终遵循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是一大亮点，这在百年复旦1905版的章程中就已提出。围绕“尊重保护学术独立与自由”的核心，“去行政化”自然成了章程的重点。此次章程中指出“学术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学术机构”，将“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在“学术活动与机构”中提出“学校是以学术为核心的共同体”，学校将“尊重和保护学术自由，尊重教师的教学权利和学生的学习权利”。

    2011年4月，《复旦大学章程》开始制定不久，当时选举产生的复旦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43名委员无一校领导。复旦试图以此形成行政权和学术权的有效隔离，甚至还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校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这些意见将是学校领导执行学术决策的依据。如果他们觉得对校内有些情况或某个问题不太了解，还可以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章程中正是这项旨在“分权”的规定，让社会舆论沸腾。

    一般大学的章程都是用已有的机构来规范学生。与他们不同，《复旦大学章程》将学生事务自主管理、自我完善的主要权力交给了学生。熊庆年教授解释道，“重视学生为主体、学生自治，这是我校的传统。”同时根据时代的变迁，章程还强调学生群体内部事务由学生自我完善，学校为这些团体的活动提供支持。

    还要走的“风雨路”

    缺乏法律的支撑，章程的美好愿景能照进现实吗？参与章程制定的高等教育研究所熊庆年教授直言,“我们受制于外部环境，比如《高等教育法》到现在还没有修订，有些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跟进，因为它是上位法”。再比如按照章程，复旦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三个委员会并立,根据国家发布的多项规定各司其职，但这方面的内容与《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并不契合。

    “法律支撑缺失，大学章程制定没有根基”，有人认为“大学‘章程’实施必然遇阻。”针对这个问题，熊庆年解释道，“《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目前在调整，对教育法制体系在进行梳理、调整和修订，教育部也在加紧突破这一全局性的法律问题。”

    即便是刨去外部法律环境，《复旦大学章程》自身也有它的“困惑”和“纠结”。比如章程中规定“两级管理”制度，即学校要将学术课题立项，学位评定等学术相关活动的主动权“下放”到各个学院，让在一线参与教学、研究的教师、研究者们讨论决定，以此来使学校行政减少对学术活动的干扰。李粤江表示，“如果二级学院所在的学科能真正跻身于世界最前沿”，复旦也就离世界一流大学更近了。但是对于如此重要的制度，章程中提到的具体操作内容却很少。章程的制定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是迫于现实的无奈之举。“两级管理一直是高校教育改革的瓶颈，现在还不一定能突破，但我们力求为体制及综合配套改革定下基本、核心的原则，为后续改革留足空间”。

    以学术为大学之魂，通识教育更是全球精英教育的精髓。本次复旦章程对此提出全新的诠释，“设立本科生院，并把教务处、招生处、学生处以及书院等部门合并进行统一管理，以保证学校资源的合理配置。”复旦通识教育不再是根据现有师资，简单开设一些自选课或者仅是一些扩大视野的课程，而是结合教育改革的目标去设置，甚至可以运用国内外教育资源去打造核心课程。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是“大学精神的真正回归，值得珍惜，值得祝贺”，还是“仅为‘纸上谈兵’、‘自娱自乐’”。外界对复旦大学章程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但无论如何，大学“以学生为主体”、“去行政化”、“学术独立”的改革号角已然吹响，希望若干年后，舆论风潮散去，复旦因这部“家法”而变得更加美好！

    ●相关链接

    47所高校章程获教育部核准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15所高校章程核准书，并于今年10月11日起正式生效。此批高校章程核准书的序号为第33号至47号，这意味着，已经有47所高校的章程获得批准。

    根据教育部要求，核准书所附章程为最终文本，自即日起生效，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学校应当以章程作为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和依据，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体制，依法治校、科学发展。

    大部分学校在《章程》“总则”中明确了办学目标，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为基本职能为主。

    不少大学章程中明确了学校党委选举和管理办法，校长职责、任期，并就学校整个管理体制做了充分说明。对学术委员会、教学科研机构、教职员工、学生都有专门章程规范，章程内容涵盖学校基本职能、学生、教职工、内部治理结构、学院等诸多方面。（据人民网）